草鞋军团（22）

轮到尹昌衡来当家了。

尹昌衡一张嘴能瞒神吓鬼，可等他坐进都督府，才发现都督并不好做。

在经历兵变后，成都的藩库、盐库、银行早已空空如也，工商业也元气大伤。城里原有一座卖旧衣服的估衣铺，由几十家陕西商人合开，掌柜都吓得跑回了陕西老家，铺子里仅剩一两个徒弟看守，直到一年后才慢慢恢复营业。

连这样只能做做穷人生意的商铺都是如此，其它更可想而知，成都政府收不到钱税，成了名符其实的穷棒子政府。尹昌衡毫无办法，只能靠大量发行军用票来维生，

政府穷了，来蹭饭的却不见少。兵变发生后，附近各县的保路同志军都打着平乱的旗号，先后聚集成都，而且来了就不走，明睡到夜，夜睡到明，除了食宿外，各种各样的要求提了一大堆。

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直把尹昌衡这个穷都督急到要抹脖子上吊。

到底从小是神童，左思右想，好歹给他熬出个主意。

保路同志军里面，以袍哥为主，其头领也大多是袍哥里的舵把子。尹昌衡便依样画瓢，自己建立了一个袍哥组织“大汉公”，牌子就正大光明地挂在都督府大门口，他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

从此以后，尹昌衡班也不上了，整天价到各个“码头”去拜客，跟同志军的头领们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样不仅省去了招待费，还拉近了彼此关系。

看到都督如此“亲民”，袍哥们自然喜不自胜，大家见了面，都不叫尹都督了，而是直称“尹大哥”，表示绝对拥护。

每到一处地方，袍哥就要给尹昌衡披一道红，以致于尹昌衡天天都是“绛绉缠身”。回去后，他把红绸往床上一扔，接着又兴致勃勃去拜客。也就是说，这个都督成天不做别的事，就是穿梭也似地走亲戚，至于都督府的公事，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

成都的官员们上行下效，也都挂出招牌，成立本部门的“堂口”。尹昌衡是“大汉公”，他的军政部称为“大陆公”，有人甚至鼓动参谋长也挂一牌，曰：大参公。

各地袍哥争相涌入成都，“不逾刻而遍城中”，全城百姓为求自保，也皆以参加袍哥为荣。袍哥提倡复古，即恢复汉朝衣冠，但由于年代隔得太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才是标准的汉朝服饰，只能从戏曲中照搬。一时间，城里满眼都是奇装异服，有头扎“英雄髻”的，有腰佩宝剑的，有足登花靴的，还有的就干脆直接披上舞台戏服招摇过市。

尹昌衡的抽风举动，在令人瞪目结舌的同时，也给别人留下了话柄。云南都督蔡锷给他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其实不过是袍哥政府！

蔡锷一打一拉，他在贬低成都政府的同时，却承认重庆政府，并且表示，愿意派滇军帮重庆“讨伐”成都。

蔡锷的话是说得很好听，可不管是成都政府，还是重庆政府，都到了畏之如虎的程度。

草鞋军团（23）

在此之前，滇黔两省早就以“援川”为名派兵入据川境。黔军还好，因为贵州内部本身也发生了动乱，中途已经折回。最难打发的就是云南的滇军。

重庆政府在获知滇军入境的消息后，曾专门派人跟滇军拟定合约，答应付给兵饷，但要求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当地民政。

可是滇军根本就不把合约当回事：都到这个份上了，谦虚不能使我进步，骄傲不能使我落后，爷想怎样就怎样。

滇军所过之地，见到川军就打，不管你是同志军还是新军、巡防军，一个不留，然后他们自己任免官员。

扯了半天，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滇军“援川”实为“侵川”。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滇军把川南的自贡盐场也给占了，盐税收入尽由云南人所截取。

尹昌衡的成都政府已经一贫如洗，现在盐税又没了，无异于要去了半条命。

尹昌衡忍无可忍，遂将军队开到自贡，不惜与滇军进行火并。蔡锷的一拉一打，正是以此为背景。

不过以党人为主的重庆政府并不如外人想像的那么没觉悟，起码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因此忙不迭地谢绝了云南方面的“好意”。

俗话说得好，一山难容二虎。在成都政府建立后，尹昌衡曾打算出兵重庆，实行“武力统一”，而重庆方面，也有过邀请滇军入川“协助统一”的心思。

滇军的现身，让两个政府都意识到，它们其实根本不是“虎”，只是两条朝不保夕的小鱼。

在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术语叫做“鲶鱼效应”，说的是当凶猛的鲶鱼进入，反而会激活小鱼们在逆境中的生存能力，假如一一对应，滇军毫无疑问就是那条骄悍的鲶鱼。

如今不是要同室相煎，而是得互相扶持才行，否则最后都得被鲶鱼给一口吞掉。

蔡锷主政云南时期，差不多正是历史上滇军军容最盛时期，川军要硬来的话，只会输到一干二净，除非你想个法子，将这尊神给平平安安地送走。

可是众生好度人难度，滇军收着盐税，正滋润着呢，岂有肯轻易走路的道理。

正好这时传闻北洋官军将兵犯潼关，对云贵川来说，那是一条更大的鲶鱼。重庆政府便出面劝说滇军联合北伐，并且事先商定，滇军北伐的经费由四川全额负担，说好先给三十万。

四川人是想一箭双雕，将云南人从境内支走，没想到才过几天，黄兴从南京发来电文：清帝退位，南北统一，用不着再北伐了。

北伐中止，按理就不用掏费用，不料滇军却不依不饶，他们将军营往重庆一扎，不拿钱就不走人，而且坚持三十万一个子不能少。

尹昌衡十分火大，也派军队去重庆，要迫使滇军离境，双方差一点又打起来。

一打的话，甭管输赢，总是重庆倒霉。无奈之下，重庆政府只好自认晦气，筹集三十万巨款给滇军，并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滇军这才撤走。

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成都和重庆都感到有合并的必要，否则只会继续遭受外省欺凌。

草鞋军团（24）

按照双方协议，合并后的军政府设在成都，尹昌衡出任都督，四川就此统一。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统一了的四川就不那么好欺负了。协议一出，滇军也不再像原来那么骄横，不久便乖乖地撤回了云南。

鉴于先前的“袍哥政府”已受人以柄，尹昌衡赶紧改弦更张，下令取缔袍哥，成都两百多个袍哥招牌全被没收，劈掉做了柴火。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袍哥还是该干嘛干嘛。

虽然是“脚杆硬不过大腿”，重庆实为成都所并，但它仍得以继续保留重镇地位。尹昌衡专门在重庆设立镇抚府，并任命了一个骨灰级人物为镇抚府总长。

这个人叫胡景伊。

说胡景伊是骨灰级，因为他在军界的资历实在是老到不能再老了。

胡景伊也是赴日留学的官派保送生，不过那还在武备学堂成立之前——他和湖南的蔡锷都毕业于陆士第三期，是四川留学陆士的第一批学生。

等他毕业回国时，才有了武备学堂，旋即被分到学堂做了老师。当时尹昌衡已经被保送出国，实际上并没有听过他一天课，但按照传统规矩，二人仍有师生之名。

除此之外，胡景伊在人际关系学上也足称尹昌衡的老师。他正是张鸣岐所称道的“不傲、不狂、不嗜饮”的典型，为人非常有城府，与尹昌衡的狂放不羁大相径庭。

在世道没有大乱之前，胡景伊这样的人不能不受到上级的青睐，所以他早早就得以向“长城”靠拢：当尹昌衡因不得志而大发牢骚，怪话连篇时，他已经调任新军协统。

在东京时，胡景伊曾加入过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可等革命党人去广西找他，准备建立地下据点时，他却突然变了脸，只撂出一句：“你们赶快给我滚，要是不走，我把你们交出去！”

说这话时，胡景伊一半是怕惹祸上身，一半则纯粹是出于嫌贫爱富，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朝不保夕的“乱党”日后会有什么出息。

可是仅仅几年之后，国内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世道开始乱了。

眼前的局面，就连久历宦场的张鸣岐、赵尔巽都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不用说胡景伊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广西新军密谋响应，有人推举胡景伊为都督，一如湖北新军拥立黎元洪。

如果这种好事放在尹昌衡身上，他早就呼地一声蹿了出去，胡景伊不行，他是稳妥持重的“长城”，不是冒冒失失的“板砖”，起码得先看清楚风向再说吧。

可是机会不等人，这么一犹豫，别人当了都督，反过来要对他下手，慌得他赶紧弃职逃到了上海。

有时候，人生就差那么一步，要不然胡景伊可不就是广西的黎元洪了。

胡景伊后悔莫及，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胆子太小：活一百岁难道杀肉吃？该出手时得出手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以前瞧不上的“乱党”竟会变得如此值钱，真是瞎了眼，赶快着手补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