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闲逛一个月后，卫立煌再也打熬不住，索性离开西安去了成都。

表面上是彻底退隐，其实却隐含着强烈不满：这么一个闲职，你们不觉得大材小用？

这叫以退为进，然而起初却只能退不能进，一连憋屈两年，到了用人之时，统帅部才想到以前还有过这么一只虎。

在第一次远征军的出国名单里，罗卓英的位置原先就是安排给卫立煌的。

心里那个激动，可卫立煌还是忍住了。

机会再好，该拿的架子还得拿，不然就会让人看扁，认为你被贬如此，怎么上面一声招呼，你就急不可耐要出山了。

要让人看重，就得学会“拿”，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之谈。

接到征调令后，卫立煌答复：我以前去中条山视察时，乘马受惊，把我从上面颠了下来，因此震坏脑子，所以无法赴任。

等到陈诚病倒，何应钦又想起了卫立煌，名单报给史迪威，“老乔”点了头。

这时史迪威和蒋介石私下里已经势同水火，谁跟蒋介石热络，谁就不讨史迪威的喜欢，卫立煌因中条山之败遭贬，与蒋的关系，已不像其他几虎那样近，他自然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美国佬能点头，就一切OK，可是因为前面那个例子，一个军政部长已经请不动卫立煌了，非得元首去请不可。

1944年春天，蒋介石派专机到成都相邀。

这回要是再“拿”就过了，官场沉浮这么多年，对尺寸所在，卫立煌还是掂量得清楚的。

重庆一行，蒋介石亲自接见，卫立煌正式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得以恢复上将衔，。

“脑震荡”问题不存在了，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声名。

退隐的那些日子，卫立煌不言军事，某种程度上却是已痛得说不话来了。

那一仗打得实在丢脸，算得上是抗战中期最窝囊的一仗，以致于不提中条山便罢，一提就是一个惨字。

在告别洛阳时，卫立煌特意让司机返回，绕着住处兜了一个大圈子才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虽然说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现实生活中的军人，往往是打了一次败仗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像刘峙，号称“常胜将军”，老“五虎”里面属于最牛的，可是因为在保定会战中摔了跟斗，竟然被人奚落成了“常败将军”。

他卫立煌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机会重来。

这次决不能再输。

陈诚在任时，把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楚雄，此地离昆明有三百里路远，当时主要是陈诚顾虑军风军纪废弛已久，在无法有效改善官兵待遇的情况下实施的“苦肉计”——要穷穷一块，大家都没话说。

卫立煌把长官部迁到了保山，这回却不是要做样子，而是为了真刀实枪地开练。

保山已接近滇缅边境，离怒江前线不远，便于观察敌情，用兵筹谋。

当年中条山之败，败就在败在麻痹大意上，若是当时能靠前一点指挥，则决不致于败得那么惨。

（1501）

先得去看看怒江。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曾谈到他为了出师南征，曾“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中的泸水，据说就是怒江。

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其河面不宽，旱季水流也不是很急，但是到雨季就像变了个脸，波涛汹涌，真个是犹如天神怒吼一般。

这是一道很难轻易逾越的天然屏障，对西岸的日军是这样，对东岸的远征军也是如此。

1944年4月，卫立煌带着幕僚经过多次察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渡江地点，滇西远征军也初步完成了装备和训练。

此时中国驻印军已在缅北发起第二次旱季攻势，孟拱河谷杀声震天，处于亢奋中的史迪威一再催促，要求滇西远征军按照计划渡过怒江，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昆明和重庆大受震动。

蒋介石给卫立煌发来加急电，要他回师楚雄，以保昆明。

捏着两位老大的电报，卫立煌反复思量，觉得按哪一头的意思办都不好。

回师楚雄，就意味着出师计划要泡汤了，可自己出来这一趟算怎么回事，没有战功，到头来罩头上的帽子还是一个中条山，今后又有何前程可言？

若只听史迪威的话，不顾一切渡江作战，到时昆明若有差池，自己一样要吃不了兜着走。史迪威固然不好惹，那蒋介石却也不是好侍候的老板，一个抗命失地之罪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给这两个牛人扛活不容易啊，卫立煌最后决定走“中庸之道”：先抽一部分兵力到贵阳，等局势稍一缓和，再相机发起渡江战役。

1944年5月，眼看进入雨季，到了怒江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卫立煌感到不能再等了，必须像诸葛丞相那样“五月渡泸”。

在怒江岸边已集结五个军，但在渡河前，有个军长突然问工兵部队：渡江之后，假如站不住脚，能不能再把我们接回来？

这话一听，心就一沉。

未渡就想到要回来，跟仗还没打，先找退路一样，都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这无疑是一件再糟糕不过的事。

当时国内的中国军队，只有第74军这样的超一流部队可以跟日军硬碰硬，大多数别说攻，能勉强守一守就可以给打高分了，以致于天长日久，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即打仗之前一定要往后看一看，找好退路再说。

更别提盘踞怒江对岸的，还是日军第56师团。

在第一次远征中，有两个师团暴得大名，它们同出于北九州，一个是从正面击退远征军的“菊兵团”第18师团，另外一个就是快速猛插，抄了远征军后路的第56师团。

经过那一战，来自于久留米的第56师团在南洋日军中声誉显赫，号称“龙兵团”，而且自占领怒江以西地区后，这个师团就一直留驻滇西，再未换防，他们天天在那里挖工事，其阵地之固可想而知。

当所有看得见的情况都一五一十摆在面前，担忧和恐惧就会像野草一样四处蔓延。

（1502）

卫立煌到云南后，对每个军都走访了一遍，跟师长以上军官一一谈话，他知道这种未战先怯的心理不是一支部队有，而是大家都有，不是光军官有，士兵也有。

在这里，卫立煌看到了第53军。

第53军原属东北军系列，从前的老军长是万福麟，也就是保定会战时第一个开溜的部队。

第53军曾接受过卫立煌的指挥，那时还称得上是东北军系统中编制最大的一个军，虽有保定之败，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有四个师六万人，为一般部队望尘莫及。

可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卫立煌面前时，却已是凄凄惶惶，可怜兮兮。

原因当然还得首先从自己身上找。

第53军人多，武器相对也好，可是战斗力弱，每次作战都和保定会战中一样，没抵抗几下就要败退，以致于战区组织大小战役时，没有谁敢把它放在重要位置，都怕东北军一掉链子，害自己步刘峙的后尘。

别说当初的卫立煌，就算鼎盛时期的薛岳也不敢放胆使用第53军。两次长沙会战，第53军都参加过，可基本上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作用还及不上杨森的川军。

这是个恶性循环，你越怕打仗就越打不好仗，越打不好仗，上级就越不重视你，表彰、补给之类的好事统统无份。

第53军是从湖南走到云南的，这时万福麟已升迁，由副军长周福成接任军长，人马也从四个师缩到两个师，六万成了三万。

部队在一起，能够攀比的就是战斗力和以往的战绩，在滇西远征军里，第53军是毫无争议的“最弱军”，谁也不待见。

不过卫立煌并没有因第53军垫底就将之忽略，相反还很重视，在军营里一呆就是五天。

检查武器，发现步兵连每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按美械装备的统一标准，应为六门，卫立煌便让军长周福成把另外两门也拿出来。

周福成不是没拿，而是集团军没发。

滇西远征军分为两大集团军，第53军隶属第20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霍揆章嫌“最弱军”战力不济，觉得给全也是浪费，便自作主张扣下两门，以便其它能打的部队损耗了，还能立即进行补充。

不管霍揆章怎么想，这对周福成当然不公平，只是心里虽有气，上面如果不问，他也不敢多说，就怕你们上头都穿一条裤子，合着伙来欺负人。

现在既然司令长官主动问起，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了：我的所有炮都在这里，没有的两门让集团军给扣了！

卫立煌的目光转向霍揆章。

霍揆章满脸通红，但当着周福成的面，他又不能说出“最弱”这些理由，只好解释说，扣是扣了，不过是准备今后补发的，因为担心第53军一下子用完，坏了没法再补。

这点小伎俩当然骗不了卫立煌，他随即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集团军里的其它部队都发全了呢？

霍揆章张口结舌，无话可说。

（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