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亚历山大早就接到了英国政府的命令，即日撤退印度，他需要用中国军队来挡住日军。

当时中国远征军正准备在中线组织平蛮纳会战，各部队也准备就绪，而日本第15军由于第55师团在东瓜保卫战中伤亡惨重，已不得不遣上第18师团代替。

如果远征军能够集中力量，在平蛮纳予第18师团以猛力一击，战局无疑也将为之一新。

这个时候如何还能再抽人？

可史迪威不管这个，抽，将第5军等远征军主力全部抽出来，平蛮纳会战也不搞了，到西线去好好干一下。

他看不到的，别人却能看到，那些久经沙场的中方战将大多看到了。

罗卓英不敢响，老实人杜聿明打心眼里看不惯这个自作聪明的美国上司。他当时已发现随着东瓜的失陷，日军可以沿公路直取远征军的总后方腊戍，因此竭力主张，主力移动是需要的，但不是移到西线，而是应移到东线。

那里是大家的退路，假如不保，连家都回不去了。

史迪威轻蔑地否定了杜聿明的提议，以远征军绝对主宰的身份。

有谁会比我更聪明？

事实是那个最笨的人恰恰是他自己。

派到西线的第5军无事可做，因为那里根本就什么日军，只有大批英军在新38师的掩护下狼狈溃逃，宝贵的部署时间就这么被全部浪费掉了。

在缅甸战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比史迪威聪明，英国人，中国人，当然还包括日本人。

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以前不过管管宪兵，在一班日军将佐中既无名气，能力也算不上很强，与冈村宁次等所谓“名将”更是无法相比，可连他都看到了史迪威布局上的漏洞，这真是太悲剧了。

饭田在明白自己的对手是什么角色后，顿时按捺不住兴奋，立刻以第56师团主力组成机动快速纵队，并以一天推进120公里的速度往腊戍猛插。

杜聿明的担心不幸变成现实。

4月20日，日军急攻东枝，后者是腊戍的门户。

史迪威这才稍微醒了醒，下达命令，让第5军再从西线赶到东线救急。

西线到东线，这得多么路啊，幸亏是王牌部队，三天之内，走5百公里行程，愣是赶到东枝，并于4月24日晚，一举收复东枝城。

没有第5军，差点就要掉深沟里去了，可是史迪威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局势已有多么不利，竟然还在想着要立大功。

4月24日，他向所有驻守东枝的中国部队发出命令：除第200师外，其余全部转向曼德勒，以组织“曼德勒大会战”。

在东枝保卫战前，摆在史迪威面前的，曾经有上中下三策，分别为“巩固东线”、“决战中线”和“取胜西线”，在英军直顾跑犊子的情况下，“取胜西线”实乃下策，史迪威偏偏选的是下策。

到东枝保卫战打响，“决战中线”也成了下策，巩固东线是唯一可以救命的上策，可他视而不见。

（1454）

4月25日，在防守的中国军队移往曼德勒后，第56师团连东枝城都不用碰，直接绕过城池奔腊戍去了，东枝城里的第200师被远远抛在身后，已补天无力。

4月28日，腊戍失陷，中国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被切断，他们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失败的命运。

4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在曼德勒被日军团团围住，而这时“曼德勒大会战”的策划者史迪威却丢下大军，独自逃往印度，使得远征军更加无所适从，只能自行分数路进行突围。

这是一幅幅让人目不忍睹的画面：先是“海鸥将军”戴安澜半路遭伏击殉职，临死仍在地图上为官兵标示回国的路径，再是主力翻越野人山，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个吃人的魔坑，无数人倒在原始森林里再也没能站起来。

十万精锐，仅余四万，其损失之惨重，可谓空前绝后。

蒋介石得知消息，震惊莫名。

中国国内的兵力本身还捉襟见肘，能够抽出这十万精锐，讲穿了就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如果把那损失的六万放到国内战场，拼光它几个日军师团总还是可能的吧。

这次输不是输在别的地方，恰恰是输在战略指挥上，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最让蒋介石感到寒心的，还是失败时史迪威的表现，他怎么能一个人丢下部属擅自跑路呢？

假如史迪威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黄埔将官，也许现在等待他的就是死刑命令，过去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枪毙的不止一个两个。

蒋介石就此完全推翻了对史迪威的原有印象，从军事指挥到个人品质，同时被否定掉的还有对这位美国老外的信任。

那是一道看不见的伤口，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可以愈合的希望。

与中国人的评价相反，美国人却觉得史迪威很是勇敢，因为老头没有上飞机，而是徒步去了印度，在印度又说了一句故作轻松的拉风语言：“我们刚刚挨了一顿好打。”

史迪威其时已年届六十，能够生龙活虎地走二十多天到印度，并且还能再俏皮一下，的确很了不起，可问题是他并不是驴友或单纯的士兵，而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身责任的前线指挥官！

事实是他如果坐飞机的话，三个小时可到印度，六个小时能到昆明，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指挥远征军发起反击，哪怕是指定撤退路线。

二十多天，那么多失去依靠的中国士兵在挣扎，然后绝望地死去。

做个假设，要是中国远征军里面有美国大兵，史迪威能这么轻松自若地自顾自离开军队吗？

别说他，如果得不到上级命令，恐怕麦克阿瑟都不敢如此做法。

对于史氏的“勇敢”，有人一语道破关节：他必须演出徒步走出缅甸的旅行，否则就只有回国等着下课的份。

史迪威与陈纳德，都是美国人，怎么差距如此之大呢？

陈纳德曾经说出对这位同胞的个人印象：史迪威瞧不起中国人，他以为自己是救世主。

要说差别，大概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陈纳德当初以落魄之身来中国，从幕后顾问干起，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曾备尝失败的苦涩，中国朝野给予了他超出原先想像的待遇、尊重和荣耀，而他也作出了巨大回报，双方一点点积累感情，直至牢不可破。

陈纳德多次说过，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一个中国人。

史迪威却是直接空降，来了以后便个人膨胀，乃至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很了不得，绝对有资格领导这个“次等民族”，却不知道在战场之上，一个普通中国将军的实战经验都要比他多得多。

假如他能谦虚一点，认真听听罗卓英、杜聿明等人的建议，未必不能把中国远征军捏合成一支地面上的飞虎队，亦未必会在缅甸败得如此之惨。

这个世上，没有谁能真正毁你，能毁你的，往往正是你自己，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当名人给宠着——所谓名人，其实倒过来念，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名而已。

（1455）

1942年4月18日，日本本土包括东京在内遭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空袭。

与几年前的“人道远征”不同，这次空袭的主角不是中国空军，而是美国空军，撒下去的也不再是传单，而是实实足足的丨炸丨弹和燃烧弹。

当心理威慑变成死亡威慑，日本人的脸上已经有了灰白色：他们从何处而来，又往何处而去？

追查的结果，美国空军采取了一种穿梭战术，即先从太平洋上的航母起飞，到达日本上空后进行轰炸，接着在中国浙江衢州机场着陆，这样就把飞行距离缩到了最短。

由于临时变更了空袭时间，美军飞机最后并没有能在衢州机场降落，可是这个飞行基地仍然成了对方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衢州属于第三战区。4月下旬，中国统帅部得到情报，日本第13军即将对三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于是急令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应战。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

北伐初期，黄埔学生就是再有能耐，也只有当小兵的份，指挥官主要由保定出身的老师们充任，而一众教官中，又以顾祝同和刘峙表现最为突出，堪称总教官何应钦身边的哼哈二将。

在何应钦的心目中，顾祝同的位置本来是排在刘峙前面的，因为觉得顾祝同的性格沉稳一些，有大将风度，但他后来又改变了这一看法。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谓过犹不及，太躁会被对手抓住漏洞，太稳亦容易错过战机。

生活中的刘峙看上去窝窝囊囊，到了战场之上却有着惊人的果敢和冷静，即使在弱势情况下，也敢于全力一击，因此屡屡创造反败为胜或以弱胜强的战例。如果他不像后来那样被人绑着打仗，“常胜将军”确非浪得虚名。

与刘峙相比，顾祝同有时就显得过于犹豫，乃至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指挥大兵团作战总是差那么一点炉火纯青的味道。

不过顾祝同还有另一样超越他人的本事。

南京失守后，国内有两个战区杂牌云集，一个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另一个就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

第三战区的部队，包括川军、湘军、东北军，几乎清一色的杂牌，原先只有上官云相的部队能沾到一点中央军的边。至于部属同僚，除了韩德勤算江苏同乡，上官云相是保定同学，其他人全是五湖四海凑一块，过去跟顾祝同没有多少关系或往来。

李宗仁在抗战中最为自得的事，除了取得台儿庄大捷外，就是拢得住杂牌，顾祝同还要强，他是“全控”，谁都拉得住，见面时无论谁都要客客气气地称他一声“墨公”。

（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