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蒋介石可谓是全家总动员。

宋美龄、宋子文都在美国进行穿梭游说，他自己则与胡适组成一硬一软的搭档来专攻赫尔：蒋介石前面发“绝交信”示威，胡适随后亲自登门试探国务卿的态度。

赫尔正在家里生闷气。

他认为蒋介石是“得福嫌浅”，帮你是人情，不帮是道理，怎么的，日本要打的是你，又不是我。

胡适连忙上前解劝：我们“委员长”对国际局势还不够了解，没有多想想美国的难处，您得体谅。

这不过是虚晃一枪。胡适此行，绝不是光为了来说软话的。作为大学问家，有的是比普通大使多得多的法子，蒋介石“动之以情”在前，他要“晓之以理”于后。

胡适治学的门径，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就是以“科学精神”抠字眼。

胡适问：允许日本继续留驻越南的同时，能保证他们不进攻云南吗？

赫尔摇摇头。

胡适皱起了眉：那样的话，这些驻军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就太大了。

赫尔不明究竟，不可能吧，才2万5千人，就算打起来，又有多可怕？

不可怕？那我就说来给你听听。

由于并没有限定这2万5千的兵种，假设他们大部分是日本航空兵以及配套的机械师、工程师呢，那样的话，日本完全可以在越南建立一个庞大的航空基地，

经过胡博士大胆假设，求证下来的结果的确是可怕的：不独云南，即如英国人控制的缅甸亦将受到覆盖式的空中打击。

赫尔愣住了。

他也许可以不接受蒋介石那种呼天抢地，悲天悯人的东方情怀，但不能否认胡适的西方式思维。

正如胡适所言，重要的是还得听听英国人怎么说。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适时而至，他也反对“临时过渡办法”。

表面上，丘吉尔是担心中国垮台会对盟国造成危机，实质上他正是害怕自己的殖民地会被日本人顺手牵羊，因此特地提出，在谈判中“要价要高，还价要低”。

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哭诉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对这位胖小弟的话却不得不在意。

五分钟后，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起草了“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当野村和来栖接过“赫尔备忘录”时，立刻从头凉到了脚，处于“最极度的苦恼”当中。

备忘录一共十款，单单拿两款出来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为什么表情如此丰富了。

第一款，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完全撤军，一个不留。

第二款，美日同意不得支持除重庆政府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政府。

野村和来栖设想过赫尔会讨价还价，却没料到对方会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硬，几乎就是谈判桌上的魔术。

11月27日，美国政府向夏威夷和菲律宾发出战事警报，表明它已做好了同日本作战的准备。

尽管如此，不到最后一刻，罗斯福仍心存侥幸，寄望于能用“硬压”的办法使日本在谈判中就范，他却不知道东条早就蓄势待发，太平洋战争就要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随着一声“虎虎虎”，日本海军航空队成功轰炸珍珠港，裕仁天皇随后下达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

美国一步失算，失算在了那个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手中。不过这个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得救了。

事已至此，汤姆大叔别无选择，它必须应战。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在得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灭的消息后，罗斯福气急败坏，赫尔呆若木鸡，可是大洋彼岸的蒋介石却恨不得长跪不起，大叫数声：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大姐、耶稣大哥救了我们啊！

当天，他在日记上第一次用轻松的笔调写下了一句话：“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导演，只有天知道。

（1432）

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美国领头，英、荷、中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对日宣战，但几乎没有谁能阻止日军的疯狂势头。

1941年12月9日，日军向菲律宾发动进攻，仅仅五个月后，菲律宾即全境失陷。叨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急到要拿手枪自杀，然亦无法挽回局面。

美国的坏运气似乎也传染给了盟国。12月25日，驻香港的英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年2月，驻印尼的荷兰总督向日军举出了白旗。

转眼之间，日军似乎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只无敌怪兽，到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地步。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统帅部有意识地将精锐部队陆续部署到西南，以便在那里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其中原属第九战区的第4军和第74军都被调到了两广地区。

你牵制我，我当然也得牵制你。在“中国派遣军”的所有部队中，武汉第11军地位非常特殊，它属于跟中国的第74军一样的位置，即战略军，可经常性保持9个师团的兵力。

屯集这么多人，还让对手抽兵南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1941年12月24日，武汉第11军向长沙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这次进攻几乎就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重复，除了进攻部队缩小为三个师团外，其它从路线到战术，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因为在阿南看来，两个月前的那次战役，他打得非常成功，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你想想，一连击溃对方包括第74军在内的四个军，要再说指挥有什么问题，那就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至于撤退时受到了一点损失，纯属意外，

阿南的成功，无疑就是他的对手的失败。可是有时候失败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它还会让人变得更加理智和成熟。

薛岳是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仗打得好时，他往往眉飞色舞，且有求必应，有人找他办事，刷刷两笔就给批复了，但要是吃了败仗，那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对面站着的就是一凶神，发起火来，连桌上的电话机都会摔到粉碎。

等摔掉电话机，就连隔着电话骂人都不可能了，老虎仔无人可咬，这时候才会蹲在地上，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一边龇着牙想上次为什么会弄个一嘴毛。

第二次长沙会战，报上都在宣传“长沙大捷”，薛岳本人却在南岳会议上被蒋介石批得抬不起头来，这让他本来极强的自尊心很受挫伤，回去后就一个人抱着脑袋想问题。

第一次，光撤，到追击时才讨得了点便宜，第二次倒是想狠一些，但是却把决战地点给弄错了，结果前面防线一崩溃就无法收拾。

假如有第三次你该怎么打？

我会把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合为一体，前面诱它，并且逐次消耗其实力，等到它精疲力竭的时候，再选定地点进行决战。

薛岳将之称为天炉战法。

要做太上老君，任你是孙猴子也好，牛魔王也罢，一旦进了八卦炉，就只有被熔被炼的份，最后乖乖变成炉内长生不老的仙丹。

刚刚划出道，阿南就来了，看来不炼他都不成了。

（1433）

让阿南气喘心跳的是，他的这次进攻过程远比上次顺利，连在正面挡路的部队都很少，顶多不过是从旁边放放冷枪，搞搞侧击而已。

强渡新墙河时，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对面的子丨弹丨，却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看不清楚，有的官兵被周围不时袭来的冷弹弄混了方向，不知不觉间就走迷了路。

没费什么周折，连炮弹都没用多少，三个师团就全部渡过了新墙河。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确实是把第九战区的主力给打惨了，所以没人敢挡道，而真实情况却是，新墙河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诱击地点，很快就要进入第二诱击地点——汩罗江了。

果然，到了汩罗江情形就大为不同。河对岸的火力开始猛烈起来，熊本第6师团的骑兵联队要打马通过，当即被击倒一大片。

这时外面传来消息，香港已被占领，用不着第11军再策应了，而且当初从武汉出发时，就确定停止线为汩罗江，于是幕僚纷纷进入帐中，请示是否撤军。

然而阿南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继续前进，直捣长沙。

支那军队机动能力很差，抽出去的主力来不及回师，因此长沙目前的守备力量必然极其薄弱。在汩罗江遇到的困难，正好说明支那军队很着急，怕我们攻进他的长沙。

我们要抓住这次天赐机遇，像占领香港那样，一举占领长沙！

大小参谋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人吱声。

汝辈这样胆小，如何能成就大事。阿南收敛了笑容，好吧，先发份电报给“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请示一下再说。

没等南京的畑俊六回复，阿南就收到一份情报：据空中侦察机观察，汩罗江南岸的中国守军正在向长沙退却。

阿南一拍大腿，我说怎么着，他们顶不住了吧，不用等回复，赶快追！

1942年1月1日，名古屋师团一马当先，从长沙东南的浏阳河徒涉而过，并向长沙外围的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此时此刻，没有人认为长沙会攻不下来，只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名古屋师团一心惦记的也不是想什么办法将对手击垮，而是晚上怎样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联队长们已穿上崭新的军服，在军营帐内频频举杯，预先开始庆祝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长沙落手中。前线欢腾，后方也不甘寂寞，那些原本迟迟疑疑的参谋们都在一个劲地拍阿南的马屁，说些主帅够神够勇，原谅小的们当初见识短浅之类的话。

阿南春风满面，连连摆手：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人心里特宽绰，决不会计较的。

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觉得自己身为幕僚长，光嘴上拍拍已经不行了，当下他就组织起一批随军记者，坐着飞机到长沙上空去兜了一圈。

当然不能白兜风，回来得写新闻报道，木下勇自己也弄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份发给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内容都是提前报捷：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长沙了，哦耶。

（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