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倍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59军。

可是59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59军单独击退第13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77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59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77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77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1395）

死，是张自忠重掌59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决择。

1940年5月1日，第11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33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59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13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备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11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92、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97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97式战车，被称为是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过颇不容易。

5月2日，第13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38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38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13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38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29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