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他不得不宣布结束战役,让各军全部退回原驻地,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让冈村感到格外恼火的是,这个时候,参谋本部却发来了一份由参谋总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让第11军返回原作战地区,继续进攻汤恩伯。
冈村此时的心情就犹如汤恩伯对李宗仁:你们懂不懂战术啊,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如果全都由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的老大来指挥,还要我们这些前线军司令官干什么?
冈村气得要命,他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仍维持原议。
5月15日,冈村乘飞机视察战场,从半空中看到负责断后的骑兵旅团已经在用门板抬着死伤者同行了,深感自己决策的明智。
虽然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冈村认为“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所以对汤恩伯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他对汤恩伯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此人其实非常勇敢,只要你围住他的一部人马,那他必然要亲率主力去予以援救。
等着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还有重新见面,再次较量的机会。
对中方将领,冈村提及最多的是汤恩伯,对薛岳不是完全不提,就是以“敌军统帅”代指,有时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用“无能”这些词语来进行贬损,但其实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非嫡系将领”的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威胁。
你完全可以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冈村的行动,正如他后来从不提及万家岭战役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那场战役根本就没发生过哩。
万家岭大捷是薛岳的得意之作,当然就是冈村的败兴话题。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就在第106师团在雷鸣鼓刘陷入地狱一般的劫难时,冈村不是急着救人,却还在“怒其不争”,原因是他在中国政府散发的传单中看到了一则资料,上面一个字不差地刊登了第106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
中国人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显然是有人投降,并且老实进行了交代。
冈村气愤就气愤在这一点上,他认为这些身陷绝境的官兵实在打不过,就应该一个个剖腹自杀,还投降,还“招供”,果真是个“弱兵师团”!
所以自始至终,冈村对援救第106师团一点都不起劲。
让冈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不到,这样丢脸的事竟然又发生了。
虽然占领了南昌,但自入夏以来,驻防武汉及南昌周边的部队经常遭到袭击,一名军曹就这样被第九战区俘虏了过去。
这名军曹所供职的部队并非第106师团,所以你没法用“弱兵”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本来想蒙混过去,把伤亡名单重做一下,当“已战死”处理的,谁知过了没多久,前线却出现了一个用扩音器对着喊话的日本人。
喊的内容自然是让尔等速速投降之类,这个倒没什么,令人特别尴尬的是,此日本人非是别人,正是前不久被俘虏的那个军曹。原来这位仁兄被俘去后,不仅将自己所属部队编制及全体人员名单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反戈一击,成了“日籍中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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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是个极重视军心士气的将领,此类事件,简直比打了败仗都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
再一翻这些天来的作战日志——
“7月18日,南方敌军呈现活跃”。
“7月26日、27日,第6师团前面敌军的蠢动状态显著”。
……
这决不是偶然的进攻,而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续袭击!
冈村判断的没错,薛岳策动的夏季攻势已经持续有些天了,虽然势头不是挺猛,动静也不是特别大,但今天打一黑枪,明天摸一岗哨,隔几天还弄出个把“日籍中国兵”出来,无论如何是没法坐视不理的。
8月15日,冈村确定要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战役。与随枣战役类似,这次战役也是以攻占要地为次,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
当然了,如果还能顺势攻下长沙则是冈村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长沙不比枣阳,此处号称中国米仓,自古以来就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日军在控制长沙后更能做到“以战养战”。
随枣战役基本上是虎头蛇尾,没捞到什么大的好处,可以说是失败了。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在动作太明显上面,进攻枣阳,迂回包围,所有招式都一目了然,让人家看得明明白白,岂能不预做防范?
这次我要奇袭长沙!
以前每次发起战役,冈村都要保密保密再保密,这次却一反常态,战前就故意放出风声,说第11军即将攻打宜昌和福建。
宜昌是指着第五战区去的,即使是南方的福建,似乎也跟第九战区所在的长沙搭不上界。
冈村以为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中国人的情报战着实了得,从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到薛岳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没有一个不知道冈村是奔着长沙来的。从头至尾,其实就冈村自己被蒙在鼓里,也真够可怜的。
冈村要攻的是长沙,这点大家都知道,问题就在于要不要守长沙。白崇禧主张长沙不守,而是退至衡阳,薛岳则坚持在长沙一步不退。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重新部署,第9战区隶属桂林行营,也就是说白崇禧是薛岳的顶头上司,然而薛岳并不服他这位上司。
当年薛岳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轮到桂系得势,白崇禧上来后毫不客气地把薛岳第1师师长的职务给免掉了,而那几乎就成了薛岳倒霉的开端。
薛岳恩怨分明,陈诚把他拉上岸,他记住了,白崇禧把他推下沟,他也记住了。
凡是白崇禧的指示电令,只要他认为不对的,马上一个“叉叉”上去:胡说,或者批道:不理,更有心情不爽的时候,扯碎了就往字纸篓里扔,把旁边的幕僚都弄得面面相觑,过后只得再悄悄收拾起来,重新拼贴。
在薛岳看来,这没什么过分的,你以前对我“毫不客气”,我现在回报你的当然也只会是“毫不客气”。
不过此番却有些不同。
放弃长沙并不是白崇禧一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国统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最后连蒋介石都同意了。换句话说,薛岳“抗命”抗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他仍固执己见,不肯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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