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守南昌，对于薛岳和罗卓英来说，都是一次重大挫折。薛岳起初虽未直接指挥南昌会战，但最后的撤退令是他拟定的，等于南昌城就是从他一手送出，其心情可想而知。

如同运动员输了比赛，有些性格教练会连记者招待会都拒绝参加。南昌会战结束后，薛岳不仅没有依例召开战术检讨会，而且人也变得沉默起来，平时更是不肯涉及有关南昌会战的一个字。

太窝囊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聊这个。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算你想把脑袋藏被窝里也不可能了。丢失南昌，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省会，也不光是失去了一个空军基地，它还导致了原本联成一线的第九和第三战区被分割开来，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得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光火，除将罗卓英予以撤职外，还责令薛岳组织第九战区进行反攻，务期收复南昌。

弃城容易，要想再夺回来可就比登天还难了。自“七七事变”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可以靠真刀真枪再夺回来的，无论大小。尽管较之中日开战前，日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已降低不少，尽管第11军负责防守南昌的，依旧只是第101和第106师团这两个“弱弱”，可是中国军队实际仍无足够能力进行反攻，尤其是攻坚。

要知道，南昌并不是万家岭，这里不会给你提供秋风扫落叶的机会和环境。

薛岳当然也不是不清楚，但他这一回已经不敢再跟蒋介石对着干了，说到底，能够把腰挺起来，那都得有资本，如今仗打成这个熊样，没连带处分你已经够给面子了，还敢再犟嘴？

攻打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必须有特种部队的支持，否则人再多也没用，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薛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第一、第九两大战区的所有炮兵部队都集中起来，像冈村做过的那样，对日军的南昌防线进行摧毁式打击。

可是他却面临着冈村不可能碰到的难题，那就是自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江以南几乎成了日本航空队的天下，这意味着中国炮兵部队就算能组织成一个集团，也得不到空军的保护，反而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一网打尽的机会。

就那么一点炮兵，假如就此被消灭，以后两个战区就都不要混了，所以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这时有幕僚出了个主意，说不妨派人渗入日军在南昌的“维持会”，找机会先一步进入南昌据点作为内应，之后里应外合，用奇袭甚至强袭的方式夺取。

当然是个类似于“平原游击队”那样的好主意，很节省工本，也非常智慧，可是你得想想，南昌里外有大大小小很多据点，你都能进得去？

况且这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准备的事，起码先得取得据点日军的信任吧，那岂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到时没准连黄花菜都凉了。

对于薛岳来说，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顾虑：万一夺南昌不成，日军倒正好攻过来，反而把原阵地都给丢了，那就真是得不到利还要亏老本了。

因此在否定前两个方案后，他拟定了第三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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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叫做保平争胜，即不把第九战区的所有兵力都用于反攻南昌，而是一拆两半，一半用来守住原阵地，另一半才用于反攻南昌，通俗点来说，就是鸡蛋放两个筐，即使其中一个筐砸了，晚上还有炒鸡蛋可吃。

南昌失守，薛岳是吃了冈村机械化闪击的亏，这次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对冈村来了个闪击，当然只能是纯步兵的闪击。

4月22日，第九战区率先对南昌发起反攻。

日军在第一线的据点有大有小。薛岳对大据点围而不攻，只留下小部队用于监视，大部队则从缝隙中钻过去，专拔小据点。

由于薛岳采用了闪击和乘隙而入的战术，所以很快就击破了第106师团组织的第一防御线，顺利进入南昌外围。

与薛岳相比，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却一上来就遇到了困境。

上官云相，山东商河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6期，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薛岳、叶挺、上官云相，再加上粤军战将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甚至于郝梦龄、顾祝同，这些人全都是保定6期的学生。一期能出这么多人才，绝对是大丰收了，也可以称之为“荣耀的第6期”。

打了一辈子仗，上官云相能够让人记住的，却是皖南事变。当时他的围攻兵力虽多出老同学叶挺好几倍，但并不是其基本部队，皆为临时统属，用他的话来说，是“七拼八凑”而成，在这种情况下，犹能够尽歼新四军主力，若仅就军事而论，还是不赖的。

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薛、叶、上官作战的特点，薛岳是“智”，叶挺是“勇”，上官则是“狠”，战场之上绝无菩萨心肠。

可是人光狠没有用，很多时候还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得有运气。比如在皖南事变中，一连下了好几场的雨，给叶挺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相反当然是帮了进攻者大忙。

在南昌反攻战中，上官云相的运气却比他的另一个同学薛岳要差得多。

薛岳闪击，打对手一个冷不防，他则因三战区进攻计划本身靠后，乃至于发起反攻时日军已做好了准备。

薛岳那边可以穿隙而过，他这边却不行，当面全是密集而坚固的据点，根本无隙可插。

薛岳可以先攻第一线防御，他却必须直扑南昌，也就是说一开头碰上的就是硬钉子。

由于第九战区的规模大，所以即使薛岳只投入一半的人马来攻南昌，他的兵力还是比上官要多得多。双方唯一的相同点，就是都缺乏火炮支援，只能拼人。

所有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个是作为指挥官的上官云相能够自由选择的，除了运气，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第三战区因此打得十分艰苦。在第九战区击破日军第一防御线的时候，他们尚被第101师团阻在莲塘，而且看样子，连莲塘都难以攻克。

负责担任主攻的第79师师长情急之下，竟然玩起花招，准备用假电报的方式向上级“报捷”，结果西洋镜拆穿，随即遭到逮捕。

第九战区打得顺利，第三战区却迟迟没有动静，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着急，他只能继续“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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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第29军军长的陈安宝奉命亲临前线。

陈安宝，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3期。

陈安宝有较长的从军经历，他和郝梦龄虽然不是一届同学，但却是一对相交已久的好朋友。两人性格上也差不多，都老实憨厚，从不会耍滑头玩花样。

郝梦龄比陈安宝小七岁，可早在太原会战时就牺牲在了第一线，当时陈安宝扶柩痛哭，十分伤心，曾誓言：为抗日而死，死亦为鬼雄，有朝一日，也要像好友那样选择慷慨赴死。

人生就像坐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到站的那一天。

第79师是陈安宝一手调教出来的主力部队，师长也是他看着提拔上来的，现在表现成这样，他也是既失望又生气，但陈安宝又和郝梦龄一样待人宽厚，他起初只是打算对被捕的那位师长予以撤职处分就算了。可是上官云相不干：这种时候还敢欺骗上级，这样的人都不杀，我上官就不抗日了！

命令下来，军前正法。

陈安宝闻讯，难过得好几天都茶饭不思，然而在上官云相要他接下军令状，靠前指挥时，他仍毫不犹豫，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前线。

对下级仁慈，对上级服从，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矫情或做作，只是出于一颗善良的本心。

5月5日，陈安宝到达莲塘前线，可是还没等他发起进攻，战场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

正如薛岳曾经预料的那样，在你疲软的时候，人家也会对你发起进攻，第三战区久攻而不能克，早就进入了人困马乏的境地，趁此机会，第101师团反而借助炮火掩护，向中国军队冲杀过来。

莲塘的第101师团此时已增加到了四个联队，而陈安宝由于时间紧迫，并没有能够把后援部队全部带上来，很快他连预备队都打光了。

见此情景，卫士感到不妙，劝他从壕沟中先行转移，但陈安宝十分沉着，仍坚持在前线进行指挥。

5月6日下午，防线被第101师团完全击破。

撤退中，陈安宝负了重伤，他的块头又大，所以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战死沙场。

终于到站了。

在抗战中，有三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牺牲在第一线，依次是：郝梦龄、陈安宝、张自忠，但郝梦龄和张自忠都是国葬，惟陈安宝没能享此待遇，据说与他倒在溃败路上有关。

陈安宝其实是有机会脱险的，而且无论情况如何险恶，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始终都未离开过自己的官兵。

可是他也许不会计较。

因为没有谁能够事先预知自己会从哪一站下车，只是尽我本分就好，陈安宝正是这样的人。

就在第三战区全线溃败的时候，第九战区也遇到了瓶颈，南昌外围犹如莲塘，据点既密集又坚固，想和突破第一线防御时那样穿隙而过根本就不可能，而在没有火炮配合的情况下，硬攻据点只能徒增伤亡——仅仅一个小据点，第九战区伤亡数百人都攻不下来。

5月9日，中国统帅部电令第3、第9战区，结束对南昌的反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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