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萎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帐，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致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划清界线，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帐新帐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可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来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1342）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它“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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