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知从前也是个“地方上的强硬派”，后来以联队长的身份参加淞沪会战并吃足苦头，早就没了那种找机会都要跟你干上一架的劲头，变成了一个“稳健派”。

听了萧振瀛的话，他连连点头，可当着萧振瀛的面，他也说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愿意作出较大让步的没有几个，主张硬干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决定回东京向军部进行汇报。他虽料知此行必然会遭遇困难，但还是向萧振瀛表态要尽全部努力，以获通过。

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做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决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辨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的心理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21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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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法。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给搅到中日之战这趟混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它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决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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