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会战后期，刘汝明曾与张自忠一道为大军的撤退打通道路。可让他气闷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并以军功荣升军团长，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68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

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上校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陈诚在送那位作战参谋出发时，曾明确告诉对方，你去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而是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跟在刘汝明后面，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帮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不是真的“呆子”，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玄妙，不由大受剌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的作战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老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总不可能自已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薄。

有一次，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参谋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告之：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被打跛的。

又指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劈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么？！

“呆子”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的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刘汝明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人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和刘汝明司令部的一个参议一同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那两人别是你指使当的“明汉奸”，而你自己却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合外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背着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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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则寥寥无几。

刘汝明却是特例。他以军长的身份，将在地面上打过仗的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踱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称赞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29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往各自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得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家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南方。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个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是可以从外观上辨识的。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作是“汉奸部队”。

第2兵团司令长官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刘汝明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这些地方简直就是蚊子的天堂，尤其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老蒋到前线做秀，也只用呆一个晚上，这些官兵却要天天都得呆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

袭击过日军的疟疾一样降临到他们身上，加上前线缺乏特效药，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

尽管驻地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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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进攻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回后方去了。

有一次，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一间小草屋内看军事地图。这时有人报告，日机袭来，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直到飞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动都不动。

问他为何，答之：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去。

刘汝明是撤到李品仙的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还发生一个意外情况，就是黄梅以西的一支部队本应在下午5点撤，可是他们却在上午10点就撤走了，整整提前了7个小时，这一下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还没撤，刘汝明军指挥所的附近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800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走的，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老蒋，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老蒋的回电拿给他看，刘汝明看后十分感动，自此打仗更加尽心尽力。

虽然占领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也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军民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身上。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中佐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11军司令部对此毫无任何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懵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务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说，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冈村无言以对，只好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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