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忧闷之下，老蒋生病躺倒在床。

蒋哭，近卫就笑了。

他的笑，是那种放肆的笑，狂傲的笑，小人得志的笑。

当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曾通过陶德曼要求与中国“调停议和”，老蒋答应可以谈，但并未明确同意日方条件，相反，还另外提了一个中方条件，那就是要取消塘沽协定。

近卫一看，气坏了。他认为即将签署的，应该是一份城下之盟，可老蒋的架势却好象是日本被打败了一样。

南京一沦陷，近卫便立即按照伪满的模式，在北平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为老蒋的“国民政府”准备了一个替代品。

仿冒总是仿冒，做工再好，还是没法跟正宗的相比，近卫也并没天真到以为“临时政府”能完全代替“国民政府”，他只是在给对手施加压力罢了。

作为中国的四大城市，北方的北平、天津，南方的上海、南京，都已被我攻陷，你南京政府现在连“实体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不降何待？

近卫现在对一个国家颇不满意。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其实从淞沪战役到南京保卫战，德国已经中断了武器输送，那些德国顾问也并未起到想像中那么大作用，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这样看。在他们眼里，中国本来就不经打，应该一触即溃才行，之所以能撑这么长时间，让他们损失这么多兵将，都是德国顾问在暗中帮忙的结果。

德械是没有了，但德国顾问还在中国，还在帮助中国人打仗，你们想这样骑墙骑到哪一天啊。

要不帮我们日本，要不帮他们中国，你自己选一个吧。

这个题目可把希特勒给难坏了。眼看着中国必败（或者说已败），他那么势利的一个法西斯，怎么可能帮中国呢。

他再派陶德曼去探日本人的口气。

这样吧，我再去帮你劝一劝，中国不是已经答应可以举行直接谈判了吗。

一说起这个事，近卫嘿嘿冷笑数声，谈判行，但条件不一样了。

原来的条件是一个月前的行情，那时候我们还未打下南京，如今打下了，倘若还是一个价码，你说现实不现实。

当初老蒋说要取消塘沽协定，这在近卫看来，完全是“战败者无礼之言辞”，你都败了，还敢跟胜利者讨价还价，是不是脑子缺氧了。

他随手拎过一把算盘，三七二十一，四四一十六，拨拉出了新的“靖和”条件。

除原先要求外，又加了三条：

其一，正式承认伪满。

其二，凡日军所到地区均属非武装带。

其三，中国对日赔款。

这些条件，老蒋能答应吗，一条都不可能答应！

别忘了，蒋介石也是一个革命者，国民党当初就是以革命政党的面目出现才推翻满清，打倒北洋的。

满清崩溃，不光内政腐败，更重要的还缘于其对外屡战屡败，不断地签不平等条约，不断地赔大笔银子，北洋倒台，同样与屈辱地接受“二十一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老蒋答应日方条件，那他还不如满清和北洋呢。

近卫不了解这些吗，作为一国首相，他岂有不晓之理，只是他认为南京既已攻下，“南京政府”自然成了鱼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想怎么爽就怎么爽，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对方的感受如何。

（1107)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给老蒋带来了日方条件。

对这些条件，近卫要求给予限期答复：1938年1月15日以前。

在这以后，即使全部答应，也要作废，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国演义》中说，袁绍给生病的曹操发了一封讨伐书，文章写得很给力，曹操听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

陶德曼来的时候，老蒋正在生病，连站都站不起来，接待德国人的是他老婆宋美龄。

在病床前听宋美龄读完“靖和”条件后，他虽不一定会立刻“一跃而起”，但可以肯定情绪异常激动。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和羞辱，“日方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事实证明，近卫并不真正懂老蒋，后者是一个被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人，往往到最艰难的时候却反而能迸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先前，他或许有过悲伤，失望，彷徨，怀疑，到这时却只有愤怒和绝不妥协。

近卫的“靖和条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今日除投降之外无和平，舍抗战之外无生存”，日本不是真正想停战谈判，而是要借机征服与灭亡中国。

近卫以为南京失陷和屠城就可以使老蒋精神崩溃，却不料反而激怒了对方。

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不一样，日本人选择在南京屠城，并不仅是泄愤，恐吓也是目的之一。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候南京城里人头滚滚，南京城外也是尸骨遍地，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

面对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怖，老百姓怕，已迁居武汉的各方人士，甚至军政要员们也有发抖的。

北方，北平、太原失守，南方，上海、南京失守，陆海空军精华近乎丧失殆尽。

上海守军保存下来的主力虽撤到汉口，并组织了二线防御，但兵力已严重不足，试想，全盛时期犹不能制敌，这时候还能再抵御强大的对手吗？

战略这个东西，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看得出来，当时当地，几乎没有多少人还认为中国有胜利或成功的可能，“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放眼望去，更是“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

据说当时除老蒋之外，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对战事比较乐观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另一个呢，并不是国民党员，甚至还不是中国人，只是已经转正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但他们两也不过相信中国仍然能和日本再打上六个月而已。

在陶德曼送来了“靖和条件”并做了“工作”后，连法肯豪森也不再坚持他的“六个月”了。

12月27日，武汉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对陶德曼的此次调停进行内部讨论。会上，多数人主张接受“靖和条件”，抱病与会的老蒋说不可以，话犹未了，连平时蔫蔫乎乎，不大出声的于右任都站起来插嘴，言语之中，颇有讥诮蒋氏不自量力的意思。

连法肯豪森这样的“绝对军事权威”都断言了，中国打不过日本，那何必再继续无谓地耗下去呢。

（1108）

私底下，“低调俱乐部”的老大汪精卫则把尚在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请去吃饭，席间一再哀叹，说不能再打仗了，得另想法子。

在汪氏想来，唐张都是在京沪线上吃了大苦头的人，尤其唐生智，既是早期抗日战略的参与者，又是后期南京之役的当事人，如果他能当众表个态，表示仗确实打不去了，那应该比谁都更有说服力。

唐生智这时虽因南京之败而备受指责，却仍不改初衷。席间他悲愤地对汪精卫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他们都是为抗日而死的，如果这时还要“另想法子”，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

汪精卫低头不语，家宴遂不欢而散。

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主战，与淞沪战前，甚至南京失陷以前都大不一样，需要真正有点逆风而行的精神。

像曹操读完书信的状态一样，蒋介石的病也很快好了，并且坚决主战。

此时求和，对国民党和政府而言，无异自取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要蒙受莫大耻辱，而且会导致“内乱益甚”，国内将因此再度失去凝聚力，重新进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

你们这些人只看到如今时局之危，却不晓求和之害，真是愚不可及，“何能撑此大难也”。

他把主和的官员，包括汪精卫、孔祥熙、于右任、居正等一个个找来，逐一进行面谈，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当此国家危迫之时，若无坚忍不拔之志，从何立足”，另一句是“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在屋内漆黑一片，似乎看不到一点光亮的艰难时刻，蒋介石把窗帘布一拉，说看看外面，世界大的很，我就不信没人帮我们一道整治日本人，关键是我们自己得“苦撑待变”啊（“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

由于蒋介石的力排众议，武汉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对于近卫所提条件，将“一概不予理会”。

尽管如此，外交部在答复陶德曼时，却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说需要时间研究商量，等敲定后再正式答复。

距离最后答复，还有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可以做多少事啊，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部署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抢时间。

近卫内阁和军方当然也不傻不笨，不可能呆呆地等你在那里“研究商量”而迟迟不动，他们在递交“靖和条件”时就说得非常明确：在你点头答应条件之前，绝不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然而事情说来却也怪，南京失守之后，日军并没有马上选择沿长江直取武汉，显然，这与日本人开战以来“兵贵神速”的作风是不符的。

（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