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高炮连撤到江边时，果然没法将火炮带走，只得依言沉入江中，其余人员扎小筏才得以渡江。

所有人员都走了，连参谋人员也撤了，指挥部里只剩下邱清泉和两个卫士。

等到邱清泉最后撤离，连江边都去不了，只能便衣避入难民所。

在南京沦陷过程中，有两位出身教导总队的不世将才皆得以幸存，除了邱清泉外，另有时任旅部参谋的廖耀湘，两人都是来不及渡江才被困南京的。

藏身这座几乎被鲜血和悲怆淹没的城市，二将犹有此幸，岂非天意哉，岂非天意哉。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人心大崩溃的绝望时刻，只有英雄才能让人看到未来和希望。

在接到撤退命令后，一个教导总队的连长组织其他人后撤，自己却留了下来。

他将一瓶酒一饮而尽，然后从腰间取出两枚用绳子系一起的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别人说：你们看，我够本了吧。

这个连长当然再也没能活着归来。

日军在往下关追击时，一路都曾遭到散兵们的抵抗。

没有领头的，大家就把一个肩扛上校军衔的军官拦住，想让他进行指挥。

上校相当于团长，可这位并不是步兵团长，他是军医，从没领兵打过仗。

不管，只要你下命令就行，长江过不去了，唯有死路一条，但是死也要悲壮地死去。

于是随着这位上校军医振臂一呼，众人猛烈开火，直至全体尽没。

最后要说的是战场上剩下的那几辆德造战车。

它们也到了江边，但是因吨位太重，无论如何上不了船，无奈之下，只得把瞄准镜、机枪等部件卸下，再予以全部炸毁。

有的人实在不忍心看到自己朝夕相处的坦克遭此命运，他们站了出来。

我们不走，与其这样，不如和小鬼子们干完一场后再炸。

带兵长官还想劝阻，他们已驾驶着各自的坦克，咬着牙向前来追击的日军冲去。

结局可想而知。

南京，多么美丽的一座城市。

从《长干行》中栩栩如生的邻船对话，到《石头城》里潮打空城的浅回低唱，我敢说，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把汉文化中的南方元素表现得如此感人至深。

你可以在秦淮河打捞旧时月色，可以在夫子庙领略前朝飘逸，甚至可以在明孝陵感受到那种将历史文化与山川美景熔于一炉的震憾。

宛如釉色渲染的青花瓷，当它摔破在地，那是真正令人心碎的声音。

扬州不过十日，南京却经历了长达六周深不见底的黑暗。

在那些天里，也许连南京上空的月光都是惨白的，从这里侥幸逃出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回忆里增添一层血泪以及刻骨铭心的仇恨。

有一些事，我们不能忘记。

地产大王王石曾在“捐款门”事件中饱受垢病，不过我在听过他的一次访谈后却改变了印象。

他说，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我也没去过，十分惭愧，而且我也承认，潜意识下不愿面对，是我至今未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那是民族的一道伤口。伤口总不会让人愉快，就像中国戏曲，不管开头和过程多么悲伤，最后都会处理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王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心有所动。

他问，这是否也和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已被忽略有关。

当一个民族面对它的伤口时，会作出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

（1105）

不说犹太人纪念馆，说哭墙。

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或泪如雨下。

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说过，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整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就是我们的哭墙。

除了仇恨和悲痛，它还应该负载更多，比如民族的自我体认和反思，以及对每一个遇难者的追思和怀念。

在耶路撒冷，会尽力为每一位死难和幸存者搜集档案，300万人都有名有姓，且有个人资料。

我们有吗？30万到现在还是一个模糊的数字。

南京的失陷和屠城，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日本从上到下，从天皇到内阁，再到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几乎人人都沉浸在狂喜和兴奋当中。

1937年12月13日23时15分，裕仁天皇从侍从武官府那里拿到了一份奏报，奏报是参谋本部送上来的。

启奏吾皇：南京已被完全攻陷。

从淞沪会战，到此时此分，一共是四个月。

当初陆相杉山元承诺，一个月即可结束中日战事，那时候淞沪会战还没打起来。以后时间就越拖越长，不是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三个月不行，又拖到了如今的四个月。

但是终于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裕仁“极感满意”，丝毫没有因为这么晚还被侍从武官长打扰而不快。

他“满意”，是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即南京之战是淞沪战后的决定性战役，打赢了这一场，胜负立判，中日战争至此可以以全胜而告终了。

日本人错了，完全错了。

其实有一个人已经作出了预言，只不过他的话似乎已少有人注意。

他说，战争不是在今天结束，而是在明天继续。

唐生智与他的老师蒋百里一起，曾为国防战略忙了很多年，即使在南京弃守的最危急时刻，对于这一点，他仍然头脑清醒。

事实上，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日军除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外，五个师团的主力暂时都被牵制在了南京。

利用这一间隙，多达五六十个师的主力得以从京沪线安然撤出，他们不仅得到了喘息的时间，而且初步组织起了二线布防。

日军最终将不得不顺着我们预设的路线走，即从东被拖向西。

为此付出代价的，正是南京，而代价的高昂，则令老蒋没有丝毫彼“入我彀中”的轻松。

相反，他痛苦不堪。

南京失守，他没有把唐生智推出来做替罪羊，而是将责任揽到了自个身上，说自己作为全军统帅“第一个有罪过，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直到一年之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仍然就南京失守的战术问题作出了检讨，有“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之语。

内心里，他甚至对发起并扩大“沪战”都产生了怀疑。

我的“智能学识”还是太欠缺了，我的“忍心耐力”还是不足，所以才会“遭此困厄”。

假如我更明智一点，或者再忍耐一下，不扩大“沪战”，可能不致有今日之败，也不会损失如此之惨吧。

他时常喃喃自语，陷身这样的危局之中，谁能助我，又有谁能真正帮我“筹策补过”？

当被孤独和无助深深困扰的时候，老蒋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故人——黄郛、杨永泰、朱培德……

他们去的太早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在旁边帮我出出主意，提醒我再咬牙忍耐片刻，可能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吧，“或能免于此战祸乎”？

去世以前，朱培德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训练出了60个德械师，打到现在，多数已不复存在，规划和督修了南北许多国防工事，但好多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可悲啊。

（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