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舆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决,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人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百分之七十四,而同情日本的只有百分之二,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1.38亿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鲜血。
会议发出的“邀请信”,又被日本无情地扔在了地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而美国和其它与会国对此却显得束手无策。
上策已经毫无实现的可能,那么中策呢,由美国牵头,大家“共同制裁日本”可不可行?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就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附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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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他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它大国作为保证,即在我国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去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这标志着中日问题进入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老蒋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不过老蒋“扩大沪战”的另一个目标却基本得以实现,那就是把日军的注意力完全引向了京沪战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
淞沪会战结束后,很多人主张放弃南京,甚至将其设为“不设防城市”,但老蒋坚持己见,认为南京必守。
他对众人说,南京怎么能不守呢,这里是国都,国际上都在看着,肯定是要守的,而且要“死守”。
其实这时随着“九国公约”的“暂停”,谁都知道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疯狂进攻已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南京就算打得翻过来又能怎样。
何况以淞沪战后的这些未得休整的残兵弱将,一座孤城能守得住吗?
如果不从整体战略上看问题,这一举动看上去就可能显得十二分的弱智。
事实上,老蒋从来没有认为南京真的能守住。
南京虽有“虎踞龙蟠”之称,但也就是风水好一点,如就作战而言,它背临长江,面朝平原,退又退不得,守又守不成,是个标准的“死地”。
历史上,南京从来就没有能守住过,一次都没有。
这一点,对吾国史籍并不陌生的蒋介石又岂能不知,先前,北伐军又不是没有攻过南京城。
再看一下各军撤退路线,当时从上海撤出并保存较为完整的成建制主力基本全向皖赣浙边境转移了,参与南京防守的只是少部分兵力。
一切,还是为了那个“由东向西”和持久作战的战略。
只有主力得以保存,日后才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才能在长江沿岸继续布防,然而日军一直跟在后面紧咬不放。
太湖两岸,南岸是桂川两军都守不了几天,北岸是吴福线和锡澄线皆未起到应有的阻挡或掩护作用,也就是说自上海撤退后,大部队始终没能摆脱追杀。
必须有一个地方能用来吸引和牵制。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南京保卫战此前并没有被中方列入过战役组织计划,这是一个“非战之地”。当时力主固守南京的,主要是三个人,分别是蒋介石、唐生智和蒋百里。
守卫南京,既不因为它是国都,或“总理陵墓所在”,也不是出于所谓的“国际观瞻”,只是像蒋百里所说,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千方百计地来为整个战略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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