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11月6日晚，板垣师团到达太原城外。

第二天，他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绥军的副军长曾延毅。

就像29军一样，副军长往往都不掌握实权，属于一个位高权不重的虚职。曾延毅的情况也是如此。

说起来，傅曾二人还是保定同学，当年守涿州时，又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但是曾延毅后来曾在天津市公丨安丨局长任上干过一段时间。公丨安丨局长这个职位，在什么地方都是肥缺，所以他大钱小钱捞了不少。

傅作义老于世故，他对军人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就是：“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

按照这一标准，他把曾延毅打入了怕死之列，从此不再重用他，而是将其由旅长提长到副军长，明升暗降，把他闲置起来。

所以我们看在绥远抗战和之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在傅作义手下跳来跃去的始终都是孙董那两只虎，根本见不到曾延毅的半点影子。

傅作义没有看错人。这姓曾的真是个怕死鬼。当天早上日军一开始攻城，他就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军心大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脚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趟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份。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便宜，声誉又重新回升。

此时的“九国公约”签约国会议仍无任何结果。

日本照旧摆着架子拒不赴会，而原来一直宣称要实施“防疫隔离”的罗斯福也明显降低了调子，原因就是他治病救人的主张在国内并未得到如期的反响和支持，在政府内部，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一批保守派国僚更是坚决主张对中日之战“不干涉”。

当着欧美各国的面，近卫内阁摆着一副臭架子，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想谈判。谈，还是想谈的，只不过不想让英美做中介人。

对于谈和，主张最力者为参谋次长多田骏。

（1067）

在石原辞职后，多田骏继之而起，成为稳健派的核心人物。

这位曾经的强硬派，耳朵边一直回响着石原离去时的那句警告：注意苏联，注意苏联！

从前急功近利的头脑，不得不稍稍冷静下来：击败中国看来问题不大，如何抽出力量来对付苏联，才是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的。

因此他提出，中日之战打到现在，“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如果失去这个时机，短期战争就会变成长期战争，这对日本是不利的。

既然军部都有这种想法，近卫内阁也认为，趁着日军在淞沪和华北战场皆取得阶段性大胜的契机，应该见好就收，把“胜利成果”以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此时，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还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认识到中日之战应该适可而止，理由之一是中国采用的是募兵制（采用征兵制时间不久），都是职业兵，不牵动农工商，而日本采用的是征兵制，伤一兵就少一民，所谓劳极思息，对工商业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绝不宜于持久作战。

多田骏和近卫内阁由此给出的价码是，若要议和，内蒙必须像外蒙一样建立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华北和上海的“非军事区”则须有所扩大。

显然，这样的要价，如果放在“九国公约”的会议桌上，是很难通得过的，所以才要“秘密和谈”。

苏州河相持战持续几天之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假如中国直接提出和平建议的话，我们也不会拒绝。

这就是在放风了，意思是我快要打赢了，这个“和平建议”得由你来提。

可是老蒋那边没什么反应，那时他还在等着“九国公约”开会。

自始至终，有一个国家始终倍感尴尬，这就是德国。

全国抗战之前，中德关系一直不错，中国还通过出口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等方式，向德国购买武器以及聘请德国顾问训练军队，不说别的，到“十日围攻”时，一个“铁拳计划”可不就是出自德国人的主意。

但是另一方面，日德更是盟国。早在半年前，两国就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要结成一对铁哥们。特别是随着日本军力的膨胀，希特勒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他要实现自己称霸全球的欲望，在亚洲最好的帮手和盟友莫过于东瀛，而不是可怜兮兮，自顾不暇的中国。

当然，如果能跟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往来，与日本进一步加强军政合作，那对德国来说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算了，你们不要再打了，拉拉手，大家来做好朋友。

德国看日本已经有所表示，但中国却迟迟没有第一个“提出和平建议”，便由自己的外交部出面，劝日本：你的对手眼看着就要输了，他怎么好意思迈出第一步呢，这第一步，我看，还是得你自己来迈。

德国人一解劝，近卫内阁有了面子，广田外相便在会见德国驻日大使时，正式将他的那些价码提了出来。

11月3日，也就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的同一天，按照德国外交部的指示，驻华大使陶德曼把话带给了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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