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和大同的失陷，对老蒋震动不小。

千怕万怕，就怕日本人看到并照搬那张“元军南下图”，如今，看没看到不知道，可蒙疆兵团的进攻路线却几乎如出一辙，与“元军”有惊人的一致：先攻南口，再入山西。

如果山西攻下来，不管是绕“汉中”（陕南）取“西川”（成都），还是渡过黄河直接威胁武汉，都是棋局上致命的杀着。

“扩大沪战”已吸引了日军的大量兵力，但还不够，山西必须自己就得挺住，至少挺一段时间，否则，“由北至南”还是变不了“由东到西”。

山西不归老蒋直辖，那是阎老西的地盘，所以一定得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后者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

黄绍竑此前正在湖北省当省主席，老蒋把他召过来，授之以刚成立的军委会作战部部长一职，

在原有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有主将之才，白崇禧在参谋上则颇有高见，与前两位相比较，黄绍竑也能打仗，但他更突出的特长却不是战，而是政略，这在长城抗战时就表现出来了。

政略政略，政治谋略，干的都是饭桌上的活。老蒋给他戴一顶作战部部长的帽子，起先也不是让他去指挥打仗，而是要其负责四处联络奔走，“出场跑跑腿”。

大同丢失，山西危急，黄绍竑奉命到阎老西那里去察看动静。

大同是9月13日丢掉的，一个星期后，也就是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老阎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三百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其实，现在的老阎已不需要老蒋在后面多么使劲地敲打，他自己就心急火燎了。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山西君臣就开始合计了，要是鬼子也打过来，该怎么办。

老谋士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前的“九一八”。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着，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谋士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老阎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防”了，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无它，因为人们的认识又缩小了，缩小到自己的家了，“国”或者没有概念，“家”却一定要保。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老蒋移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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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阎来说，南口被攻陷后，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特地同傅作义商量，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按照阎傅二人的设想，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晋军大将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这个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得零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阎傅必将继当年的绥远抗战后再次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先就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61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火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日军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十八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却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跺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之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的撤军，还带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13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老阎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蒙疆兵团轰地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老阎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二十天内，包括大同在内的整个晋北被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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