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总统给自己戴上一口罩，然后告诉大家，当心了，现在国际上有瘟疫流行。

一些国家“违反条约”，侵犯它国领土，这是无法无天，同时也是一种传染病，你还别以为自己离得远，哼哼，等瘟疫蔓延，一样要你好看。

谁是散布瘟疫的国家呢，罗斯福没有指名道姓，但傻瓜都能听得出来，分明说的是日本。

对于怎样避免，他也拿出了办法，那就是要进行检疫，防止其肆意蔓延。

罗斯福这篇演说，与其说是讲给中日两国看的，倒不如说是给自己国民看的。没办法，民主国家都是这特点，选民皆为总统的上帝。

“九国公约”签约国要开会，罗斯福将日本归入“瘟疫”一类，这两则消息立刻使老蒋激动起来。

打到现在，终于把美国老大给引出来了。

日本可以不惧国联，不惧英法，但它能不怕美苏吗？

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今一南一北的中国军队都已陷入困境，主力部队疲惫至极，精锐尽失，但与此同时，日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是到了双方停战谈判的时候了。

老蒋认为，这是“解决中日问题一个最难得的机会”。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就是一谈判桌，一边坐着中国，一边坐着日本，旁边则站着美国等一干老大。

对这次会议，老蒋预备了上中两策。

上策，那是最圆满的。可要求日本在三地让步：东北即使不能恢复原状，也至少按李顿报告书的建议加以解决，华北恢复原状，上海恢复原状。

中策，假如会议失败，也就是日本要价过高或拒绝谈判的话，就只能退一步了，但起码可由美国发起，大家“共同制裁日本”，这是必争的目标。

政治上的谈判，说穿了跟生意场，甚至小菜场上的讨价还价差不多，管你上策还是中策，若没有实力或者说战绩作为后盾，一切都是白搭，只能任对方挥起快刀来宰你。

北方的情况很不妙，南方要是连上海都丢得一干二净，那就不是谈判，而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基于这个考虑，老蒋这才下令将部队撤往苏州河南岸，而不是吴福线。

（1006）

南岸有部队，北岸也得有啊，不能让别人看出这是在败退，所以他才会让孙元良师继续坚守闸北。

顾祝同听孙元良一说，也确实有道理。守是要守的，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整师反而被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八百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四百人。

另外这四百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几个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据留守营长杨瑞符回忆，当上级向他们交待这一任务时，曾有连续二十多分钟一言不发，表情极其痛苦和不安。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

率领“八百壮士”赴死的，就是谢晋元（黄埔4期）和杨瑞符（黄埔6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还在旅部做参谋主任，并具体策划了对“出云号”的袭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

“八百壮士”留守的地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师司令部。

当夜，谢晋元先去四行仓库准备，杨瑞符则负责召集全营人马。

杨瑞符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召不齐。

他那个营共有四个连，四个连都分守不同区域，可是能够派出去传达集合令的却只有两个传令兵，短时间内根本不够分配。

杨瑞符一直有一个担心没说出来，那就是，在大部队撤离的情况下，会不会有连队不遵号令，擅自随其它营撤走。

在传令兵派出后，杨瑞符一个人在原地等了四十多分钟，终于等来了一个连，但是另外三个连一直不见踪影，而这时听到日军的炮火却更趋猛烈了。

要想固守四行仓库，火力很重要，所以杨瑞符格外牵挂的是营里面的机枪连，但偏偏这个连也没来。

杨瑞符急了，心中“焦乱如麻”，他认为自己担心的事情可能还是发生了，于是不得不指示传令兵：假如你追上机枪连，先不要透露留守的事，只说要到四行仓库集合后，才能沿着苏州河岸撤退。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三个连才出现在眼前。杨瑞符火得要命，问怎么搞的，现在才来。

连长们都很委屈，他们并不是怕死想逃，而是未接到任何命令，混乱中就跟着其他兄弟部队走了，半路上得知消息才半路折回的。

谢晋元和杨瑞符听后，心里都为之一宽。

只要不怕，这四行仓库就有守头。

（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