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湘军第18师所守阵地被第101师团突破，大场再也无法固守。

这是上海市区外围的最后一块阵地，可如今连这“最后一块”也没有了。

第18师是个新兵师，刚刚抽上来不久，战斗力原本就不济，但守将朱耀华仍深感责任所系，难辞其咎，遂拔枪自尽。他是淞沪会战以来第一个自杀殉国的师级将领，但实际上没有死成，开枪时给身边的警卫拦了一下，子丨弹丨未打中心脏，只击中了左肩，送到租界又让德国医生给救活了，这是后话。

大场失守，不仅使日本海陆两军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再不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遂作出决定，凡蕴藻浜以南部队全部退守苏州河南岸，但这里面最初却并不包括闸北守军。

在北郊战场处于激战的同时，闸北方面一刻没闲着，只是从对敌包围变成了敌我对恃，三个德械师老伙伴也变成了孙元良光棍一个。

孙元良要做的，不再是把海军陆战队赶到黄浦江里去喂鱼，而是如何守住闸北。

幸好，他早有预案。

早在淞沪会战前，孙元良就曾派出一个团分批潜入上海。

按照“停战协定”，正规军不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吗，他们用的其实也是张治中的那个办法，即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孙元良在上海找到了靠山，有了这个靠山，一切OK。

此人就是杜月笙，别看人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他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特别是临近八字桥的地方，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里面却是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乘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依靠这些隐蔽却坚固的掩体，孙元良曾多次击退海军陆战队的全力进攻，指挥陆战队作战的长谷川清为此十分郁闷，在广播中就称孙元良师为“闸北可恨之敌”。

大场失陷，孙元良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但顾祝同却要求他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三个德械师此时都已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象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味道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茶水了。

闸北之所以能守这么长时间，除了有掩体可资凭借外，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且战且训”，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

假如把部队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可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包括其它部队退到苏州河南，都出自于老蒋的意见。

（1005）

早在桂军开赴蕴藻浜战场之前，老蒋就曾有过撤至“东方马奇诺防线”的打算，在大场失守后，往那里撤退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全军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已经下达，可是第二天他又改变主意，重新选定了撤退方向。

原因就在于这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淞沪战事愈演愈烈，国联开始拿出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由欧洲老大英国第一个提出来的。

现在的国联，之所以比以前更不济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法都受到了欧洲事务的牵制，光应付德国人的步步进逼已倍感吃力，在远东则明显地力不从心。

经过实力评估后，英国还专门弄了一份国防报告出来，而报告显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今非昔比，并不具备同时抵抗德、意、日三国的能力，所以应“减少潜在敌人”，增加“潜在盟友”。

为了把亚洲的这个包袱甩掉，英国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由美国做主，来具体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美国虽然不是国联会员国，却是“九国公约”的倡导者。

还记得顾维钧担任国联理事会主席时，使山东问题得以解决的华盛顿会议吗，“九国公约”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签订的。

一说起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日本人总是一肚子闷气，这个会开到最后，简直开成了对他的批斗会，全部矛箭几乎都是朝着日本一家射来的。

开完会，签完约后，不仅山东鸡飞蛋打，连海军舰只的建造吨位都被按比例强制性压了下去，使日本海军力量大受限制。

英法的意思很明白，我们搞不定日本，美国行。

仿佛在与之遥相呼应，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此时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