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立刻在南京召见汤恩伯，让其尽快率已驻军绥远的13军开赴南口。

我知道日军实力强劲，但无论多难，你都必须坚守南口，少则十天（一说为八天），多则半月，以等待后续援军的到来。

汤恩伯回到驻地后，即刻让自己的参谋长吴绍周去张家口拜见刘汝明，因为南口在后者的管辖范围之内。

出乎意料的是，刘汝明得知13军想要接防南口，竟然一口予以回绝，理由就是他没有接到命令。

这个命令当然不是指南京政府或者老蒋的命令。

吴绍周急了，我们是来帮你打仗的呀，日军很快就要到南口了，大战迫在眉睫！

刘汝明仍然不慌不忙，说南口问题不大，前一阵倒的确有日军骑兵来骚扰过了，可是已被击退，现在并无大规模进攻迹象。

吴参谋长既郁闷又困惑，只得先找一家旅社住下再说。

晚上，另一个人找上门来了。

这位也是参谋长，是刘汝明的参谋长，姓杨。

此人对29军内幕以及刘汝明的思想活动非常清楚。

在“七七事变”后，按照29军军长宋哲元的原计划，他是打算启动“品”字阵型来与日军对垒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刘汝明自己却没有做好“出南口”的准备。

一个人在察省呆久了，不仅原先的悍勇之气渐失，而且也打起来了坐在家里“使谋弄政”的心思。

据“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回忆，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他的武器，都不是用汽车经承德直接运来张北的，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派日本人驾驶汽车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也得了便宜，本来运给李守信一万两千支枪，生生被他截留了两千支，三十门野炮，又给抽掉了八门。

所有这一切，都是刘汝明手下一个叫杜运宇的秘书操作的。这厮在刘汝明面前神神道道，鼓吹对日本人用“巧计”。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好炮，杜秘书，你太有才了。

他却不知道，这姓杜的对做汉奸早就心有所属，后来果然也真做了汉奸，人家这么做都是别有用心的。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住了，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吴绍周在张家口观察到，虽然北平形势已极其紧张，这里却还是到处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甚至连起码的防空设备都没有。

让吴参谋长感到格外剌眼的是，街上来来去去，随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宋哲元所冀望的“出南口”，原来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拒绝13军进驻南口的那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他的弟弟刘汝珍经历的“广安门事件”。

从“广安门事件”开始，刘汝明始终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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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是私心做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的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逞，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

原指望“品”字阵在危急时能如鹰展翅，临到头来，看来看去，却只有半只翅膀能飞，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察省的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杨参谋长虽是刘汝明的参谋长，但他又是当初由陈诚安插进来的，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和第13军还算是“自己人”

他对刘汝明的做法自然也很是不满，然而作为外来户，其职位仅摆设而已，这才想到要夜访吴绍周交底。

13军应立即开来，不过眼下问题并非你我所能解决。

四目相对之下，两个参谋长都心领神会。

惟今之计，须用它术。

汤恩伯通过电报把情况原原本本地报给老蒋，老蒋批转冯玉祥处理。

这时的冯玉祥已重新出山，在“蒋委员长”下面就任副委员长。

在国民党内，老冯属于坚决主战派，这个电报当然让他很难接受，因为刘汝明说来说去，毕竟还是他的旧部。

当下大笔一挥：这小兔崽子，杀了算了（“如所报属实，请依法拿办”）。

老蒋要的其实就是一态度，杀头就算了。刘汝明有军队有地盘，也不属你老冯管了，岂是大吼一声就能人头落地的。

老蒋找到老冯商量，老冯果然有办法，他让鹿钟麟出面疏通。

关键时候，还是老关系比军令管用，冯玉祥和鹿钟麟都是刘汝明过去在老西北军里的“领导”，后者却不过这个面子，才不情不愿地同意13军由张家口过境，并至南口接防。

由于担心军中官兵因愤愤不平而引发祸端，同时又害怕过境或接防时再遇到其它阻挠，汤恩伯一路上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对着鹿钟麟和刘汝明陪尽笑脸，说尽好话，惟恐中途发生新的变故。

随同汤恩伯来南口采访的范长江描述了这位军长大人此时的心境——

汤恩伯对“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当有人提及这些伤心事时，他就再不言语，总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

范记者由此感慨：人不身临汤氏之境者，又安知其难言之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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