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情况下再先发制人，我们不仅会失了理，也未必真能占到多少便宜。

不打归不打，探路总是需要的。

8月13日下午，双方终于搅到了一块。

那时节，驻闸北的孙元良师往前搜索，驻虹口的伊藤茂大队也在朝前乱摸，两边走着走着，只听“砰”的一声，脑袋撞脑袋了。

相撞的地方叫做八字桥，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停战线。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巧合，五年前的“一二八”会战，战斗最早打响的地方，其实就在八字桥，即使到19路军准备收官时，仍然打了一个惨烈无比的八字桥争夺战。

所谓八字桥，只是架设于水沟上一条通道。看似不起眼，但它连接宝山路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以又十二万分的重要，否则两次淞沪会战，它就不会都榜上有名了。

一句话，敌夺，可压制我，我占，可攻袭敌。

双方都想先行控制这一要地，于是便交上了火。

战场打仗，首先要对地形熟悉。

孙元良师对闸北并不陌生，这倒不是因为该师参加过“一二八”会战的缘故。那时他们的主战场并不在上海市内，而在上海郊外的庙行一带。

真正的原因是该师在战前做了很多准备，包括孙元良在内，营长以上军官都曾化妆，分批潜入上海侦察过地形，可以说，未战之前，中方的参战主力在闸北就熟门熟路了。

有了这个优势，伊藤茂攻不过来，而孙元良师担任搜索的仅为前哨部队，所以也没能打得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完全占领八字桥。

但是一个即将名闻中外的大会战已经开始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实际应为第二次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获知八字桥爆发战斗，老蒋当晚作出决定，从明天开始，第9集团军向日军发动全面攻击。

此前，中国高层已达成一致，即对日不宣战，叫自卫，而政府随后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实际行使了宣战书职能。

8月14日，张治中一声令下，中国海陆空三箭齐发。

一条黄埔江，可以为敌用，也可以为我用，主要是看谁的海军占优势。

显然，我们没法占优。

假设一下，如果日本舰队沿着黄埔江而下，然后实行登陆，从后面把我们包起来怎么办？

那就不用打了，连退路都被人家给截住了。

继阻塞江阴水道之后，陈绍宽再堵黄埔水道。

阻塞线比江阴那里还多两道，有三道，其中，又有6艘扣押的日本货船被填了进去。

陆军的主力是孙元良师，他们这回的目标不光是占据八字桥，还要攻打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前线指挥官为第264旅旅长黄梅兴少将（黄埔1期）。黄梅兴是一个老资格军人，从东征北伐，一直到“一二八”，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尤其打仗以勇著称，经常呼喊着口号冲在最前面，和“关猛”关麟征几乎一个风格，所以又有“黄老虎”之称。

有这只老虎在前面督战，孙元良在后面就安心多了。

黄梅兴驻于爱国女校，指挥部队突然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日军撞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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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88师的攻击力是很强的。双方甫一交手，日军就被打得牙都呲了起来。

然后，黄老虎采取“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日军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了。

为了观察前线战况，孙元良特意在前线设置了一左一右两个联络哨。

这两个联络哨还都不是一般的小兵，一个是副师长，一个是参谋长。那个参谋长所处位置，距离陆战队司令部仅4里之遥。他从屋顶上看到，此时战场上的日军“遗尸遍地”，剩下的大部分都钻到司令部里面去了。

现场观战的，还有老外记者。

据他们说，日本海军陆战队可能真被打急了，有的来不及进司令部，一时间慌不择路，就想逃到公共租界里面去“避难”。

你想进来，租界可不让。

英军和万国商团（又称上海义勇队或“洋枪队”）当即端了枪跑出来，那架势，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打一双。

这些陆战队员无奈，只得又掉转屁股往回跑。

眼看胜利在望，被逼得无路可退的日军一咬牙，忽然动用大炮对进攻部队进行密集攻击。

这一轮炮轰猝不及防，正立于阵地指挥的黄梅兴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当即以身殉国。

黄梅兴是淞沪战役中高级将官牺牲的第一人，他的战死，使进攻部队陡失重心，攻势戞然而止。

前面我们在备战，日本人其实也没闲着。“一二八”会战后，他们就用钢筋水泥加固了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营房，据说那下面连地道都有。

面对面好打，攻堡垒不易。

在当天的战斗中，海军陆战队伤亡中队长贵志金吾大尉以下443人，不得不连夜调拨一个中队前来支援。

但是孙元良师透支更为严重，包括黄梅兴在内，总计伤亡超过千人。仅仅一个主攻团里面，连长级别的指挥官就牺牲了7个。

现在得重新调整部署。张治中下令第一次总攻暂停，着手准备第二次总攻。

好了，下面来看看我们的空军吧。

本来，在三大军种中，空军是最被老蒋寄予厚望的。到了绥远抗战的时候，他不是还神抖抖地对傅作义说要让空军来露一手吗。

但是，老蒋当初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恐怕还不及他老婆的一半，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悲剧了。

陈纳德曾回忆，“七七事变”后不久，蒋氏夫妇就在庐山亲自召见他和航空委员会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毛邦初的额头上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和陈纳德都坐在滑杆上，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们的轿夫差不多了。

一直到见到蒋氏夫妇，陈纳德才明白这位老兄为什么要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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