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胡适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打，肯定是要败的，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老蒋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在第二天的国防会议上，他还拿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开了个玩笑，言谈中，“颇讥某学者之主和”。

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以便在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抗日领袖形象。

内心里，老蒋又何尝想现在就打。他先前即使把中央军派入河北，也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日本人，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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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料到日本这次是动真格的，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往关内调兵，而且连取平津等地，以致整个华北已朝不保夕，如此，即使你想收都收不住了。

当年黄郛病重时，老蒋去看望自己的义兄，曾亲口告诉对方，抗战准备已完成了一半。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事，以此算来，到“七七事变”，至多才一半多一点。

蒋纬国在自传中披露，他父亲的备战构想，是预定在1939年之前，完成海陆空的全部配备，届时仅陆军就可编训出80个德械师。

然后，再启动收复国土计划，即先主动反攻东北，如果东北能顺利拿下，再趁势提出让日本把台湾还回来。

这是东边，等到这一边解决了，可转而向西，着手收复实际已处于独立状态的北疆广大区域。

晚清末造，李鸿章和左宗棠曾各执一端，一个要保东部海疆，一个要守西部边陲。那是实在没有办法，国力所限，只能顾一头，保得了这个就保不了那个，舍此不能就彼。

老蒋的计划，是在条件成熟后，把李左没搞定的事情打包一块解决。

但这需要时间。

胡适说得没错，现在和日本决一胜负，远未到“成熟”的时候，可是你能不打吗？

左宗棠当年远征西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不是一定要跟他们刀兵相见不可，问题是，你越低声下气，他反而越是盛气凌人，浑不把你放在眼里，以致胃口越来越大（“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

那是60年前，这位民族英雄针对阿古柏及其背后的“北夷”俄国说的。60年后，“东夷”日本的做派几乎如出一辙，说明“谦”和“俯”都没有用，对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更何况，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权其实根本就没有“和”的能力。这一点，胡适后来也看出来了。

“和”也需要能力？

当然，而且更需要能力，需要这个国家足够强大，才能真正做到所谓的“忍辱避战”。

苏联，面对日本在东北的挑衅，可以一忍再忍，因为他足够强大。

美国，面对日本在远东的胡作非为，也可以视而不见，同样因为他足够强大。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忍辱”，皆因其内部政权巩固，本身都是重量级拳手，一个个肌肉发达得很，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能置对方于死地。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举妄动，这样可以准备得最充分，并且能够找到最合适的出击时机。

老蒋可以吗，到现在为止，他的主要势力范围还是那几个省，好不容易借抗日建立起了一点权威，要是一下子又服软坐地上的话，再次从中央沦落到诸侯都有可能，还当什么全国领袖。

所以胡适说的那些，老蒋都明白，可是知道归知道，他却不能去做。

当着众人的面，他把这个看上去“愚腐而怯懦”的老夫子着实奚落了一番，可是私下里两人交谈，说到体己之处的时候，他又承认胡适说的不无道理，只是蒋某人亦有无限之苦衷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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