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谋本部的敦促下，近卫首相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同意对陆军进行再动员。

就在这次会议上，杉山元加了价，不光是动员3个师团的问题，而是还要另外再加派2个师团去中国。

一个小时后，这位好战的陆相进入皇宫，以觐见天皇。

上次裕仁说暂缓动员，那是他认为宋哲元会乖乖地退出华北，这次一听，姓宋的不仅不肯撤退，还捡起棍子打了我们的人，这还了得。

准奏，一定要给29军以“断然膺惩”。

此次日军动员总人数达到了20万9千人，配备军马5万4千匹。其中，增援华北的为第5、第6和第10师团。此外，第11师团被派往青岛，第3师团准备前往上海。

在完成动员后，这些部队将从8月1日起向中国国内输送。

有人说，那不是好吗，等到8月1日，宋哲元的布局也已提前完成了。

这你就错了，杉山元动员的这5个师团可不是专门去打29军的，他们是奔着可能作为29军后援的中央军以及其它部队而去的。尤其青岛和上海那两个，主要任务还是“加强警戒”，只有“必要时候”才能“采取敌对行动”。

对方的刀已经磨得雪亮了，偏偏宋哲元此时却又出现了一个错觉。

本来日军的四面围困让他紧张万分，好象日军随时就要打到北平城下来了，可是忽然一下子又停住了。

为什么停，香月不会告诉你原因，只能自己猜。

宋哲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离“最后通牒”还差着一天，香月还在等着他答应条件呢。

一天， 是可以做好多事的，手脚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下来。

7月28日，宋哲元向29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早在天津的时候，他不是制订过一个“作战预先号令”吗。

那个范围小，仅是让冯治安防守北平的。这个是全面动员，囊括了29军所能控制的全部区域。

还是那个“品”字阵打法，但经过变阵后，已形成了类似于鹰的阵势：冯治安和赵登禹成为这只鹰的主体，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先防后攻，伺机反噬。

这个命令是本应该在7月27日就下达的，一迟疑，还没等到鹰扑扇着翅膀飞起来，香月这只狼就已经先行扑了上来。

时间：7月28日晨。

为什么这个时候打呢？

因为在此之前，北平城内的日本侨民，一共2356人，已经全部撤到了使馆区。

香月等着就是个时候，他才不会傻到一分一秒地帮你数数，等那个“最后通牒”的时间到来呢。

万事无忧，不打何待。

香月要咬人，而且这一口咬得非常准，非常狠，非常毒。

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做南苑。

7月28日，遂有南苑血战。

日军为什么先攻南苑而不是直接奔着北平而去呢？

那是因为香月希望“战于野”，同时把宋哲元给吓住，起到不战而降北平的目的。

在杉山元将动员国内师团的“好消息”通知香月时，曾一本正经地告诉对方，打仗归打仗，“不扩大”的原则还是要遵循不误。

按照杉山元的解释，这个不扩大，是说不能扩大到全中国去，在华北是可以扩大，而且一定要扩大的。

为此，这位陆相又给香月规定了两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不能太远，就在平津附近开战。

另外一个原则是避免巷战，尽可能在平津郊外解决问题。

后面的这个原则主要还是害怕节外生技。毕竟平津的租界里住着很多老外，万一弄出国际纠纷来不好办。

再者说了，花了这么大本钱据有华北，就是准备把这里当第二个热河或者“满洲国”来用的，你都砸个稀巴烂，以后还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香月就把南苑作为自己作战的首选之地。

（866）

南苑原来是29军军部所在地，但在宋哲元本人到北平后，军部也随之移了过去，这里由副军长佟麟阁临时负责。

在南苑之战爆发的前一天，宋哲元已把赵登禹叫到北平。但是他对南苑不放心，所以临时改变了以赵登禹守北平的想法，决定以冯治安守北平，赵登禹守南苑。

赵登禹随即被任命为南苑方面的临时总指挥，骑兵师长郑大章为副总指挥。

之所以如此安排，还是因为赵郑二人都有各自掌握的部队，佟麟阁虽身为副军长，但手下没兵，你让他指挥谁去。

赵登禹星夜赶至南苑。

当时，由于没有料到日军会提前行动，赵登禹虽然自己到了南苑，他在河间防区的主力部队却还在路上。

其时的南苑，共有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主力为张自忠师所部，该师的一个旅长董升堂当时也在南苑。

董升堂看到赵登禹来了，以为可以完成接防了，就要把部队调走。倒是赵登禹多了个心眼，坚持自己的部队未到达之前，董升堂不能走。

于是大家就都留了下来。谁也没想到，日军会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发动袭击。

此时的南苑守军处境相当险恶，他们的对手是朝鲜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在实力上，双方差距很大。

幸好，赵登禹师此时正有2个团在往南苑急赶，一旦到达，是有可能解南苑之困的。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汉奸也有汉奸的类别。我们前面讲到过一个殷汝耕，那是一个纯政客型的汉奸，现在的这位叫潘毓桂，是一个政客和文人杂交的汉奸。

这厮据说是李香兰的义父。对于李香兰本人，说句老实话，我倒并无多少恶感。人家虽然起了个中国名字，但说来说去还是日本人，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总是会向着她的母国说话或做事的，毕竟两国相争，还各为其主呢。

可她的这位“义父”却是地道的中国人。此辈虽说也爱附庸风雅，骨子里却俗不可耐，他哪里能领会我们传统文化的真谛，又哪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忠孝仁义”。

但有一点他大概是知道的，就是如果投靠了日本人，他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潘毓桂不是第一天“亲日”的，宋哲元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仍旧任命他为政委会政训处长。

有一部分原因，是宋潘两家的关系比较特殊，可以说，他们自父辈起就有交情，是世交。

清末的时候，潘老爸是知府，宋老爸则是潘知府手下的一个幕僚。到了民国，风水轮流转，宋成了比知府还大的“华北王”，而潘反变成了一个摇鹅毛扇的帮闲文人。

可是宋哲元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不会为这一点点“世交”就坏了大事，因此他让潘作官，与授官给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亲日派”并无不同，就是两个字：利用。

所谓政委会政训处长，不过是一个虚职，是进不了29军权力中枢的。

何基沣熟知29军的种种内幕，他就说，宋哲元对“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给个官做做，以防止他们捣乱而已。

到了后来，这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那个“政训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显然，像军队调动这样重大的军事情报，潘毓桂是不可能再从宋哲元那里直接拿到了。

那么他是如何得到的呢，后来者大多语焉不详。

（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