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日历翻到二十年前，即公元1915年。

袁世凯把文武百武都召集到一起，告诉诸人，在“国力未充”，若战必输的情况下，为了不致“重蹈甲午之覆辙”，将不得不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时很沉痛地说，之所以暂时向日本人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今后大家要“卧薪尝胆、奋发有为”，以雪前耻。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白白的“耻辱”了，十年之后，不但不能跟日本一决高下，亡国之危险还将“更甚今日”。

十年过去，到了1925年。

老袁的话竟不幸而言中，南北政府你来我往，打成一堆，此时北伐未了，中原未定，何谈复兴？

随后便有了“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日人兵临城下，亡国危险真的是超过了以往。

再过十年，新的“国家元首”老蒋倒真有了一点“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气象，于是国家面貌也就有了一些不同，反过来国人“抗日御侮”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

在1935年后，连向来主张隐忍的黄郛都极力催促加快备战步伐，实际上也就表明此时的国内舆论已不容许老蒋再稍作退让，更不用说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不管了。

到了1936年，整个中国已是图穷匕首现，除了屈膝投降，再没有任何可让之处了，而老蒋在经过绥远战役和南京中日谈判后，自信心却大增，认为自己的“不怕牺牲”是完全可以吓退日本的“不敢牺牲”的。

那么1937年的国内环境如何呢？

利用塘沽停战后的5年时间，南京政府完成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五年过渡：

经济方面，实现了币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也间接使其不再能够轻易脱离中央。

政治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统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它派别再割据称雄的可能性基本已不存在。

当然，如果再给2年时间打打底，再根据国际时势应运而动，应该更好，可是日本人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杉山元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对华全面作战，就是不想让你这么“黄金”下去，而“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牟田口后来也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早点发动对华作战，因为他在事变之初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国力战力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抵抗又能那么顽强，而这在长城抗战前后还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7日，要“保天下”的老蒋走上前台，开始了他著名的一次演讲，这就是“庐山谈话”（实际上是第二次庐山谈话会）。

他把时光指针再次对准了1931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年。

从那时候起，东四省失陷，到如今已6年矣。6年了，我们不仅没有能收复东四省，还在《塘沽停战协定》之后，被日本人又一次逼到了家门口。

刚刚的事，卢沟桥马上又要保不住了。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的大门就没有了，而这座五百年之故都，必将沦为沈阳第二，今天的华北，转眼之间，亦不过是重蹈东四省的覆辙罢了。

再往下去，又怎么知道，南京不会变成“第二个北平”呢，如此“滚动法”，将如何得了。

说这些，老蒋是为了告诫众人，国家和民族已到了“极人世悲惨的境地”，不抵抗不行了。

老蒋要反复强调这些，是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内外也并不是都主张“战”，亦有主张“和”，甚至“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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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应邀到庐山的当天，就对老蒋抱怨：华北民众都以为中央是不打算要华北了。

何出此言？

胡适说，若不是这样，中央军为什么不赶紧北上援救，进入华北呢。

据说胡适此言深深剌激了老蒋，使其不顾“何梅协定”的限制，加快督促中央军自河南开进河北。

但是胡老夫子对与日本全面作战却是抱消极态度的。

当时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其实就是一帮文人或偏向文人型政客的聚会，他们不算一个组织，只是主张相同，即认为中国虽然已在西安事变后做到了政治统一，但军力实在太弱，如果与日本全面开战的话，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俱乐部”里面，除了后来真的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外，胡适也赫然在列。

不战，那就只有避战求和。

老蒋说，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不是我想和他打，是他要打我，我只能被迫招架。

不错，我们是一个弱国，但事到如今，不能不保持“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历史的责任”，所以也就不能不应战。

下面这句话非常有名，也堪称正面抗日战场的点晴之笔——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我们还可以据此往前回溯。

1935年，那时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936年，变成了“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到1937年，实在忍不下去，只能“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一年又一年，一步一步“熬”过来，对于弱者而言，牺牲也许是我们最后的宿命，万不得已，只能“与敌作殊死战”，抗战到底！

针对华北对日交涉，老蒋当场提了四个条件，说是条件，跟宣战书没什么两样，因为每一个条件里面都包含着“不能”、“不容”这样的字眼：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以及他们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老蒋心里能不清楚吗，可事已至此，已没有退路可言了，打吧（“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和语调，都令在场诸人“群情感奋”，起到了在危难时期巩固人心，团结一致的作用。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国民党高层，蒋介石的这次讲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人人为危，阻不欲发”）。

据老蒋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老蒋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是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演讲发表后，果然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党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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