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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寺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已来到上海,秘密访问宋子文。

西园寺公一是近卫首相派来的,身负重要使命,但是这次密谈亦无果而终。

原因就在于,西园老的这个孙子也不是来做和平使者的。近卫这个软蛋,当着杉山元的面不敢吭气,却又怕戏真给演砸了,所以就私下派他过来探路,看看你们中国方面对“华北那档子事”究竟会作何反应,以便好让他对诊下药,早作预防。如此,哪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可言。

最后的希望随之破灭。

到香月磨刀霍霍的时候,中方能想得到,能拿得出的招几乎都已经用尽了。

当天上午,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庐山召开了第一期谈话会。包括中共代表在内,全国各界名流158人与会(一说为160 人)。

眼看大难将至,老汪跟以前任何一次表现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慌了神,无主张,没办法。

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好虚言。

他在开幕式和午餐会上共发表了两次谈话,大家都竖着耳朵,准备听他就华北紧急局势拿出应对之策,可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失望了。

汪精卫在台上洋洋万言,就没怎么涉及到众人关心的话题,好不容易听他提到了卢沟桥,但他说的“根本方法”却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这话听听很有道理,其实苍白无力,说了等于没说。

你能从这个“根本方法”里找到什么方法吗,究竟是战,是和,还是不战不和,坐等全国“精诚团结”?

不用说,讲的人有口无心,敷衍了事,听的人也是没精打采,不知所云。

关键时候,平时雄论滔滔、笔走龙蛇的汪实无主见,与日本的“绣花枕头首相”近卫倒是难兄难弟,几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时,一旁看似沉默寡言、惜字如金的蒋却已成竹在胸。

此前,十分火急的情报已送到他的案头:关东军和朝鲜军正在大举入关,而日本内阁也通过了对华作战的阁议,而且还得到举国拥护。

老蒋心中明白,事已至此,恐怕“不能避战矣”。

面对日军的汹汹来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只记了四个字:外强中干。

凶什么凶,在我看来,你们不过是一群纸老虎罢了。

当然,纸老虎也属老虎之一种,你不认真对待,它还是要张口噬人的。因此,老蒋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在战术上却不敢轻视。

29军守一线,他要守二线,这个二线就是保定,是孙连仲等中央军部队的集结地。

保定属河北地界,中央军大量开入此地,无疑是逾越了日本人所认定的“何梅协定”,等于是在不宣而战了。

倘若没点气魄和胆量,当时的国民党大佬中确实找不出第二人敢作此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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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金字塔尖上,蒋汪并恃,但这两个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汪精卫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人,而蒋介石从出身上看,则更像一个纯粹的武人,可若论治国理政的真学问,武人却要远胜于文人。

之所以如此,与蒋汪性格经历有关,但与两人的学问门径亦有关联。搞国际文化研究的李欧梵评议文采,说汪绝对要超过蒋,起码“不负少年头”这样的绝妙好词,蒋是写不出来的。然而蒋所擅长的,本来就不是吟风弄月,后者所承袭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最欣赏的不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曾国藩的经世致用。

这样的纷乱时世,轮到大事临头,光会吟词弄月的确是什么用都没有,重要的是得拿出点王曾那样的心胸气慨出来,咬着牙往前冲!

晚上11点,老蒋给宋哲元和秦德纯分别发来密电。

他虽然不知道天津这里还发生了这么多细枝末节,但仅从他了解到的一句话中就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这句话是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传过来的,说是“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

所谓的地方协定,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秦松协定”。老蒋从中看出了日本人肚子里要打的“小九九”。

什么叫做基础,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第一步,说明他们后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宋哲元你开始不是跟我说过,只要签了“秦松协定”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日本人签这个协定只是“第一目的”,推其用意,后面肯定还有第二、第三……

在综合关东军正加速入关的情报后,老蒋得出结论,日军之所以还没接着往下数,是在“俟大军到集”,等他们的援兵到齐后,提出来的政治条件还不知道有多么“严酷”呢。

既然“今事决非如此已了”,事情没这么好解决,你宋哲元一定要像个汉子,坚持到底,至于“成败利钝”,是好是坏,你放心,我“愿独负其责”。

这也是老蒋有别于汪精卫等国民党大员的不同之处,即敢于担当责任,遇到大事难事极少闪烁其词地往后躲,当然他也会以此来要求别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就把宋哲元往后退的路给堵死了,而宋哲元本人也产生了拖不下去的预感,他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战”。

在收到老蒋的密电后,他随即让秦德纯负责制定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

没有任何意外,香月的方案在报到东京陆军省后,陆相杉山元见之大喜。

知我心者,其非香月君乎?

日本政府再开五相会议,说是开会商讨,其实都是杉山元一个人在唱戏,众人只有跟着画圈应诺的份。

从上次开始,杉山元就得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跟这帮人说事,其它都是废话,你就强调一个足矣:华北形势十万火急,河边旅团已陷入“被歼灭的悲运”。

看来杉山元真是把他们同胞的习性都掌握得透透的了,他们就只能赚,不能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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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元说不能等了,谈判限期完成的决定马上得以通过。

杉山元说兵可能不够用,得立即进行国内动员,一个在国内动员3个师团的动议亦顺利pass。

后面这个动议倒不是临时的心血来潮。日本人做事,向来一板一眼,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在处于“紧急状态”下,陆军要出动多少兵力,其年度动员计划上都有规定。

对于“华北有事”,是这么规定的:最多出5个师团,其中,2个由关东军、朝鲜军分别派出,3个由国内派出。

现在,关东军出了2个混成旅团,朝鲜军出动了1个师团,也就相当于2个师团,算完成任务了,接下来如果事态再“紧急”下去,自然只能打国内的主意了。

7月17日,五相会议结束后,日本驻华使馆即奉命向中国政府发出通告,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

香月在收到国内回复后,也正式通知宋哲元:7月19日之前,必须签字。

从中央到地方,从老蒋到宋哲元,大家都被逼入了绝境。

看起来,卢沟桥事变好象很偶然,但偶然中藏着必然,实际上日本早有亡我中华,入主中原之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他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从中国的中原、沿海流亡迁移过去的。

听到这里,你千万别高兴,以为他们是认祖归宗来的。其实他们想说的是下面一层意思,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能者居之,不能者暂退,最典型的是满族人,宋朝时他们在中原建立了一个王朝,取名为金,不久被蒙宋联军打败了,退一边去,但是过了若干年后,他们又回来了,重新杀到中原,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叫清的帝国。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既然我们大和民族原本也是从中国大陆退出来的,现在又重新强盛了,为什么不能再回来做皇帝呢。这跟蒙古人、满族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一句话就能驳倒他们:世界已经进入了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时代,中国就是中国,日本就是日本,岂能混为一谈。

以前你来或许可以叫做逐鹿中原,有了这个神圣的国界之后,就只能叫侵略。

要不世界岂不乱了套。

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我们如何应对呢。

如果现在才考虑这个问题,那就太晚了,实际上倒溯好几年,以老蒋为首的朝野上下就已经在进行思考了。

据蒙古的德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曾想办法打听到一段国民党高层的内幕,时间大约在1935年秋天。

这是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讨论的就是对日问题。

那时正是“华北事件”爆发,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被迫退出华北的当口,有人主张马上对日本还以颜色,组织过抗日同盟军的冯玉祥也持这一观点。

老蒋就站起来发言说,我们要以史为鉴,不能这么“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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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与正面抗日战场有关的那些事)第3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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