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了等于白说。其时的河北乃至平津境内，压根就没有中方可掌握的军用飞机场，即算空军来了，又如何飞法？
其实这都不是理由。宋哲元不过是在借故推托，他还是认为，自家的事自家解决，重要的是不能“引狼入室”，让你进来把我的地盘夺去。
按照他的想法，援军应该从东面的津浦路上来，怎么从西面的平汉路过来呢，是不是要像中原大战时那样，抄我的后路啊。
不过孙连仲来都来了，又都是老西北军里出来的，也不可能让人家马上打道回府，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出面给了个说法。
鉴于现在“形势已趋和缓”，为免兴师动众，反而扩大事端，因此北上各部队，还是“在原防集结待命”为好。
如果我以后有什么需要，再来相烦各位吧，谢谢。
宋哲元想的很好，几句话一说，你们大家应该都听出味儿来了，最好能知情识趣地给我自动离开。
可自古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援军的“神头”何应钦开腔了。
获悉宋哲元不在保定或北平备战，却跑到天津去了，这位军政部长着实大吃一惊。
宋哲元认为周围和平鸽飞扬，华北将重现往昔宁静，何应钦见到的却是卢沟桥情况“日趋严重”，天津城“遍布日军”，危机四伏，华北成了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当年宋哲元为了在华北称雄，不惜软硬兼施，把何应钦赶走，如今当对方也处于危险境地时，这位堪称君子的军政部长并没有计较过往，而是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赶快插上鸡毛信，发了一份“特急电”过来。
我得到情报，老兄你的处境已是“万分危险”，赶快秘密离开天津，到保定去主持军事吧。
宋哲元收到信后，把鸡毛一拔，然后复电一封。
我可不是来玩的。你也知道，29军主力均在平津附近，此地为军事要冲所在，我到天津就是做军事部署的。
部长大人你别急，等这边准备得有了头绪，我马上就去保定。
发完电报，宋哲元却仍旧打算继续做他的“和平天使”，既未做什么“军事部署”，也没有离开天津一步。
第二天，又有人追过来了。
老蒋亲发电文，而且也是“特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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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滞留在天津迟迟不走，想干什么，老蒋和何应钦心里都很清楚，但限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何应钦不可能直接点破，而老蒋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宋哲元以为，靠一个“秦松协定”，就能“完美”地解决“卢沟桥事件”，老蒋却不是这么想的。
依据国研所等机构送来的情报，以及老蒋自己这么多年来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判断事情决不会如此简单，而“卢案”（指“七七事变”）也必不可能得到这样轻松的解决。
宋哲元说，协定上白纸黑字，日军要撤离卢沟桥。但老蒋说你不能光看日本人给你的“承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没事做，要跑到卢沟桥来跟你搞联欢活动，而是志在造成“第二冀东”。
什么叫“第二冀东”？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称为“第一冀东”，现在他们要把平津复制成冀东政府的老二。
我还告诉你，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宣布，冀察是“不驻兵区域”，而且这里的政府机构和人事任免都要得到其同意。
老蒋之所以那么惹日本军人恨，在于他常常能把日本人的心思猜透，就像对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老蒋问宋哲元：你会做这个“第二冀东”的傀儡老大吗？
不需要对方回答，老蒋这里自有答案：当然不会，即使你想做，我也绝不答应。
所以，无论你宋哲元做出什么让步，只要日本人“第二冀东”的目的无法达到，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决无已时”）。
对宋哲元说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老蒋此前与日反复争斗的经验之谈。
他向宋哲元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决定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此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而你宋哲元，也赶快趁这段时间把“预定之国防线工事”给筑好，一分钟都不要耽搁，星夜赶筑，限期完成。
老蒋虽然没有明着要求宋哲元跟自己一起赌咒发誓，但却举起金箍棒，给宋哲元划了一个圈子。
那就是不管和战与否，你都必须与中央保持“共同一致”，决不能“单独进行”。
短短几天之内，老蒋已连发三电，犹如三道金牌，而且一道比一道急，使得宋哲元不能不为之动容。
为了从侧面更有效地说服宋哲元，老蒋还从庐山专门给秦德纯打来一个电话。
他提出了处理“七七事变”的两个核心原则，就是两个“不能”。
一，不能让出华北尺寸之地，二，不能接受日方的任何条件。
假如日本人就是不让步呢？
没有二话，“牺牲到底”。
蒋何都言之凿凿，加上秦德纯在旁边进言，宋哲元对日本人能否真正遵守“秦松协定”，进而和平解决争端也起了疑心。
他不是一个没有军事常识的人，此时如果集中力量，及早向丰台日军出击，在以众敌寡的情况下，一举全歼对方都是有可能的，但他下棋不能只看一步，而是至少得看两步。
下一步，吃了亏的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
这是宋哲元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
到这一步，如果想不依靠“外人”帮忙，由29军独当其冲的话，他手中可称得上法宝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品”字阵攻防体系。至于老蒋提到的那个国防工事，根本连个影子都没有，临时抱佛脚似乎也不现实。
对于其时的宋哲元来说，和也好，战也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必须从一个人那里得到明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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