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走不了直线就走曲线。张自忠转而给宋哲元去电话，让后者直接给何基沣下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本来也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出国考察”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对方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处事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待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嫡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得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再怎么得罪他们，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语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还是选择了“让”，因为他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完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铁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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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兄弟，不仅打架不帮忙，还从旁掣肘，甚至与那个兄弟的对手勾肩搭背，谈笑风生，此情此景令旁人也感到不可理解，因此背地里称张自忠为“张宗昌”。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

张兄弟说得或许不无道理，就照他的办，让他主持和谈吧。

在外交方面，张自忠自认颇有发言权，并且早早地就在天津与日本人展开了谈判，好象他的本事比秦德纯和萧振瀛加起来都大一样。

这时候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外交家”。

宋哲元到天津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张自忠就得到他的许可，由秦德纯出面，与松井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又称“秦松协定”）。

“秦松协定”的答成，在内，当然是由于天津驻屯军在卢沟桥那里吃了亏，不仅铁桥被中方收复，河边旅团亦处于进退不得的困境，在外，则是由于收到了东京方面“不扩大”的命令。

卢沟桥枪声一响，日本军部也闻风而动，并针对“卢沟桥事件”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陆相杉山元赴会并首先发言。

这老小子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用两个字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陆军中有名的“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他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3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3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陆大第32期）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3个月！

不，3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3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德王翻船后，他也喝了两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弹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陆大第35期）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以陆相杉山元、次官梅津为首的这批狂人，此时在日本军内是主流，被称为强硬派。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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