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驻有226团的一个连，他们的任务就是日日夜夜对日军进行监视。

注意，是监视，不是拦截。

一段时间里，卢沟桥打得昏天黑地，官兵们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川流不息地往丰台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开过去打卢沟桥友军的，你说大家心里能是个滋味吗。

杨村的这个连于是一天数次请缨作战，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令人失望的“严令拒绝”。

终于，忍不住了。

连长杜巍然一个电话打到团长那里。

请另外派个连长来吧，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团长很奇怪，问为什么。

杜连长摊开双手：没法干啊，下面的官兵都忍不住要打，万一真打起来，我是压不住的，那样责任就大了，到不如现在就先下来。

226团的团长叫崔振伦。他与金振中一样，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

此时，团长的心情其实与连长没什么两样。手上拿着枪却不让打，别说下面的连长，他当团长的又何尝不觉得窝囊透顶。

但是军队是有军纪的，尤其张自忠治军十分严格，一般情况下，绝不容许下属有任何违背上级命令的举动。

知道团长也很为难，杜连长压了压火气，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公开打不行，我们就改装成土匪，离开杨树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打鬼子，而且打了就跑，绝不给本师惹祸。

崔振伦一听，主意是不错，可还是得向上面请示一下，要不然，若是追查的话，咱们还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因为当时的旅长刘振三正在庐山受训，崔振伦便找到旅参谋长李树人，把事情一说，参谋长也觉得有理，后者便出面打了报告上去请战。

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回票一张。

不允许！

从旅到团到连，都看出来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怕是看着自家兄弟在那里遭罪。

不久，崔振伦又接到了杜巍然的电话。

不是又要请战吧，真是头都大了。

幸好不是。

杜连长说，是这样的，日军的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面去了，跟只乌龟一样，站又站不起，爬又爬不出。

你们不是说不让打吗，可是那汽车一直陷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得请示一下，怎么办。

依着崔振伦的性子，就应该把这汽车砸了算数。听杜巍然的语气，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就等他下命令了。

但是别急，上面现在对这种事看得很严，所以还是得先向领导汇报了再说。

师部的指示再次令崔团长瞠目结舌，竟然是“责令”杜巍然连“帮助”日军一道把汽车拖走。

不但不打，还要出手相助，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帮外人打自家兄弟，这种命令怎么传达法，到了连队，肯定要挨官兵骂的。可是如果不照样传达下去的话，又面临着违令之责，得军法从事。

崔振伦在房间里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日本人倒主动来解围了。

他们自己把车开出了泥潭。

冷汗直冒的崔振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潭”是杜巍然连故意设置的“绊马索”！

上头不让打，下头要闹事，崔振伦和李树人参谋长反复商量，只能把杜巍然连从杨村调走，以免再让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可以说，“七七事变”以来，丰台日军之所以一直能撑住，很大程度上缘于天津驻屯军的不断增援，而天津援军之所以能保持畅通无阻，又不能不说是张自忠师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结果。

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下面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817）

张自忠开始越厨代庖，插手干预冯冶安师的作战行动了。

在金振中与日军反复争夺卢沟铁桥时，冯治安曾经和何基沣探讨过，要想把宛平战场的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我们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两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个地方。

丰台。

知道我们打仗为什么那么别扭吗？

就因为丰台在日军手里。作为拱卫京华的宛平和卢沟桥，本来枪口是应该朝西的，现在反过来了，得朝着东面打。长久以往，自然只能越打越被动。

丰台的战略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

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后来承认，丰台为交通要地，占据此处非常重要，说明日军窥视此处诚非一日。远在日本本土，但对华北洞若观火的石原莞尔更是一语道破“天机”，称日军驻兵丰台，是“七七事变”得以爆发的直接原因。

当初，王冷斋宁死不愿让日本人得到大井村的一寸土地，就缘于他深知大井村位于宛平侧背，对城桥威胁太大。惜乎宋哲元贵为一方诸侯，百战之将，为保一时苟安，竟在两次“丰台事件”中，将如此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轻易许人，真乃大失策也，误己误国，莫此为甚。

冯何计议已定，光夺回铁桥是不够的，最关键的还要把丰台日军予以消灭或驱逐。

冯治安连着两天大范围调动兵力，悄悄地从保定抽调一个步兵团和两列装甲火车，并从东北军万福麟那里借来一个骑兵团，在长辛店集中，就准备在金振中拿下铁桥后，由何基沣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大突袭。

这个时候，在宛平和卢沟桥方向，29军前后至少可集结5个团，而天津驻屯军能作为主力的，却只有河边步兵旅团的1个大队，况且还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双方此长彼消的士气来看，光靠长辛店的2个团加上宛平的2个营，就足以给丰台留守日军以致命一击了。

但是偏偏张自忠得知了这一消息。

那段时间，他和宋哲元一样，受周围一帮惯会“吹拉弹唱”的门客的影响，开始热衷于“角色转型”，跟日本人“谈政治”，其间，“应酬谈判，几夜无虚席”，那是每天晚上都有饭局，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张自忠在军内无论是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份。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成了“政治家”，尤其是那次“东京之行”，更让他意识到，日军军力之强，远在29军之上，所以绝对不能轻易与后者为敌。

他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呢。

我知道你何基沣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团体（29军），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何基沣忍不住了，终于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周围幕僚和“帮闲”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