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在前期的国民党中央军诸将帅中，还位列“五虎”之首，连陈诚、卫立煌都不能望其项背，后来却因为贪财好物，在军事指挥上变得越来越笨蛋，成为国民党腐败将领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位无能的“老好人”兼“老病猫”对老蒋的“愚忠”却始终如一，从不敢动一点反叛的念头。

老蒋的办法是，用刘峙来与宋哲元对调，让后者离开北平，从而确保中央对华北的主动权。

但是另一方面，“对调”并不比直接换人来得容易。宋哲元又不傻，他怎么肯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呢。

29军难搞，老蒋就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不是别人，恰恰是29军这支“新西北军”脱胎的所在——老西北军。

老西北军的实体当然是没有了，但老领导还在。

冯玉祥一听老蒋要派他去华北做说客，眉头就皱到了一块。

别的活我可以干，这个活我却干不了——当初我搞抗日同盟军，还是他把我从张家口赶走的哩，多一天都不让我呆，我如何能说服的了他。

直接跟宋哲元讲，谁都知道，没戏。

可是话又说回来，老蒋找老冯，也不是一定要他亲自去说服宋哲元。

只要能让这个宋某走人，什么办法不是办法。

见此情景，帐下走出二人，定睛一看，却是老冯的两位僚属：石敬亭和鹿钟麟。

石鹿献上一计，名曰：釜底抽薪。

宋哲元所恃者，无非底下四将：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外加一个张自忠。眼下传闻张自忠与宋不和，只要把冯刘赵搞定，那宋哲元不就玩不转了吗（“宋成孤立无能为矣”）。

游说的工作就转到了四将身上。

然而石鹿恰恰忽略了一点，29军内部虽有矛盾，但这些人要想吃上一口好饭，暂时都少不了宋哲元这棵大树在前面撑着，一旦宋有事，大家伙屁股底下的位子可就都坐不安稳了。即算是张自忠，在无法顺利扳倒宋哲元之前，也不愿意把宋张不和的一面暴露给“外人”知道。

于是当石鹿找上门以后，四将步调一致，都口口声声说宋哲元对我们很好（“待之素厚”）。至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他们回答得也很巧妙：要不要换宋哲元，那是中央权衡决定的事，我们这些师长可干涉不了。

调走宋哲元的事只得不了了之。

倭寇逼迫，老蒋动怒，内部又摆不平，这使宋哲元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现在老蒋暗中动自己手脚，他正好借此“拂衣而去”。

“主公”之难，秦德纯都看在眼里，因此当宋哲元说自己“虚火上升，耳鸣不已”，所以非得“请假回籍”去山东时，他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挽留了。

宋哲元走时，留给秦德纯一计，可谓之“不降不战”：有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决不能接受，这叫“不降”，但我们又不能轻易和日军开战，所以为免激怒对方，也不要马上“谢绝”，这叫“不战”。

在秦德纯看来，这哪是“计”，分明是让他走钢丝，而且此招宋哲元自己也早就用过了，“至今已觉不新鲜”。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好使，这位“主公”会想到要躲起来吗？

难办归难办，既然没得选择，秦德纯也只得勉强接过折冲之任——宋哲元一走，千钧重担就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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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着牙扛吧。

每一天都有日本人上门，往来川流不息。这些人中，还分为两拨，一拨是驻日使馆和天津驻屯军的，他们专谈外交，明着攻，另一拨是所谓的新闻记者和议员，这些人假装采访，暗着袭。

组团忽悠来了。

秦德纯与萧振瀛性格不同，一静一动，在早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秦曾一度处于下风，但随着不断的历练，他的能耐也在见长。

对付日本人，如果说萧振瀛使的是少林硬气功，秦德纯打的则是武当太极拳。硬也好，软也罢，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到了极至都是上乘拳法。

日本武官问：你们什么时候兑现“协定条款”？

秦德纯回答：宋委员长不在，容我等调查研究一番再说。

他的“调查研究”自然是漫漫无期，有天无日头。

再逼急了，秦德纯一般无二地会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就捂着脸痛哭，而且哭得非常具有“29军特色”，表情真挈，声音哽咽，中间都不带停的，弄得日本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懊丧离去。

此刻，不是笑比哭好，而是哭比说好。

即使对那些搞暗袭的，秦德纯虽不胜其烦，但仍沉着应付，以太极功将其来势化为乌有，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话里话外亦不令其挑出半点毛病。

宋哲元离去后整整四个月，他在对日外交中未有一点闪失，功力不可谓不深厚。

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这时60岁还不到，按说尚算“年富力强”，特别是在诱宋哲元上当，并迫使其招架不住，不得不因“多愁善病”而避居乡里之后，更有得意忘形之感。

这老小子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前锋了，可是没有想到后继的对手十分老到，完全是“S”身段的防守。太妖了，搞到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结果心力交瘁，导致本来就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趴到床上去了。

大家都是生病，宋哲元的病是假的，田代的病却是真的。

日本人在手段用尽的情况下，意识到，如果不对“存心赖帐”的29军施行“武力惩罚”，他们是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了。自此，从东京到华北，“对华一击”论甚嚣其上，已成蔓延之势。

卢沟桥和它后面的宛平县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所谓步兵旅团，其建制本来是天津驻屯军里面没有的。它是以防止东渡红军进入华北为名组制的，实际上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野战部队，要论挑事，自然当仁不让，而且“热情有加”。

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现在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丨弹丨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就连作业方式都变了，白昼演习变成了“晚自习”，黑黢黢的，一看就知道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地名脱口而出：柳条湖。

就好象早已准备好的程序，6年前，日本人曾经“淌”过“湖”，6年后，他们似乎又要准备“登”上“桥”了。

最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原先是由军部任命的，其时却成了天皇直接任命，变成了可与关东军平起平坐，而驻屯军也由一年轮换制变成了永驻制。这一切，与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又是何等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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