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和何柱国这些人毕竟在他们那个体系内呆惯了，哪里懂得民心不可违的道理。虽然“少壮派”官阶相对都不高，但却反映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一种普遍意见，不重视不行。

陕北中央经过内部磋商，决定为大局计，保留自己意见，选择与张杨站在一起，同进共退，暂时不主张先行撤兵。如果老蒋执意要打，那就打了再谈。

杨虎城本身就是倾向先释张再谈判的，加上红军的支持，“三位一体”的舆论倾向立刻扭转过来。

在此背景下，东北军召开了渭南会议，讨论要不要将渭河南岸的部队先行撤至北岸。

王以哲生了病，来不了，就由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仍然坚持先撤兵。这下惹恼了“少壮派”，后者当场发起反击，并倡议大家签名，看究竟是主战的人多，还是主和的人多。

结果没有一个不签的，会议形成了主战的基调。

眼见无论在“三位一体”，还是东北军内部都成了少数派，且难以压服群体，王以哲和何柱国便想到了要搬救兵。他们提出把甘肃的于学忠接到西安来一道谈。

这个建议，杨虎城和“少壮派”竟然也举手赞成。

于学忠和何柱国一样，虽分掌一定的军权，但因都不是东北本籍人，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力远不如王以哲。按“少壮派”的意思，王以哲“其心既异”，自然早就“非我族类”，所以一定得换个人，而取代王的人选，又非于学忠不可。

大家都是看得见的，自西安事变发动以来，这位于将军对张学良一直都表现得忠心耿耿，且旗帜鲜明地拥兵响应，这样的人会不想着先去救少帅吗？不可能。

杨虎城和“少壮派”都相信，于学忠莅临西安后一定会全力主战，那样将毫不费力地击破王何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于学忠真人一到，却是支持“老派”的！

“三位一体”再度会商，这回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个人组成了东北军高层中的“铁三角”，把局面又扳了过来。三方重新回到起点，决定先从渭南撤兵，再与南京交涉释张。

第二天，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一宣布，“少壮派”军官们都傻了。

本来是想击破人家心理防线的，现在他们自己的防线却率先崩溃了。

王何的“滔滔罪行”被一一列举出来：少帅送蒋出西安后，这两个人就不顾民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人再放人，直至把少帅回归的全部保证都弄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弃少帅回归于不顾，先行妥协，这是明目张胆地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会议一结束，孙铭九就打出了“除奸”的口号。

为了把众人胸中的怒火进一步激发出来，“少壮派”又给王以哲安了一个罪名，说他在南京谈判时，收了对方的贿赂。

这下好，既是“叛徒”，又是“赃官”，够枪毙十几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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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九本打算当天就把王以哲给毙了。办法是把王以哲从家里骗出来，弄到张学良公馆以后再“办事”。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不祥的味道，王以哲推说身体有病，去不了，计划就只好流产了。

你不出来，我就进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西安突然爆发了由两军“少壮派”参与的“二二事变”。

上午，奉孙铭九之命，一排人马冲进了王以哲的住宅。

可怜这位王军长正在生病，一时爬不起来，躲都来不及躲，更别说自卫了。众人枪弹齐发，子弹在他身上足足钻了九个眼，王以哲被打成了马蜂窝一般。

人自然是当场就没了。

再顺带着查一下“赃款”，除了身上的一些积蓄，哪有大笔“贿赂”的影子。

东北军中有“少壮派”，第17路军也有。事变发生时，两路人马原本是要同时而起的，后者的目标是除掉亦属“稳健派”的军长孙蔚如。

幸运的是，当时孙蔚如跟杨虎城住在一起，发动事变的军官们没法下手。

东北军“少壮派”在干掉王以哲后，到处找另外一个——何柱国。没想到后者很有点机灵劲，也跑到杨虎城那里去避风头了。

眼看众人就要冲进杨宅抓人，得知消息的杨虎城出手阻止，方把何柱国从阎王殿给硬生生地拖了出来。

事实证明，“二二事变”揭开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恶性循环式的仇杀报复开始了。

王以哲跟何柱国、于学忠等人不同，他在东北军中称得上是根深叶茂，当时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缪澄流，或为其同学，或为其识拔，一听王以哲落此下场，顿时都跳了起来。

杨虎城和于学忠在“少壮派”的裹挟下，签发了两军出击作战的命令，但刘缪二人都拒接电话。

还打什么打。我们在前线提着脑袋卖命，你们却在后面端我们老巢。这还了得。

刘缪在将部队撤至渭河北岸后，合兵一处，快速回师临潼。

在为王以哲复仇的口号的鼓动下，刘多荃处死了“二二事变”中多名“少壮派”军官，由此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

刘缪认为，“二二事变”有共产党在里面进行挑唆，意在分裂东北军，因此还扣留了一名中共代表。

看到局面即将不可收拾，西安一片混乱，周恩来迅速出手挽救。他不顾危险，亲到王以哲灵堂进行吊唁，以此取得了东北军“老派”将领的部分谅解。

之后，他采取了化解矛盾，积极斡旋的办法。先出面劝说孙铭九等“少壮派”人物离开西安，前往陕北红军驻地，以免东北军内部继续陷入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境地。然后又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进行解释和疏通。

然而两军中的“老派”和“稳健派”已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们对“少壮派”来了个“反攻倒算”，不仅不愿再与中央军作战，而且从原有立场上倒退，放弃甲案，转而接受了退出西北的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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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八日，东北军的于学忠、何柱国，第17路军的孙蔚如，站在一起迎接中央军进入西安。

一场“二二事变”，效果与动机来了个背道而驰，“三位一体”在一周之内就倾刻瓦解。从此，杨虎城被迫离开第17路军，远赴重洋，而张学良也失去了恢复自由之身的最后机会。

“三位一体”至此只剩下一体，红军得独当一面了。危急关头，陕北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提出，在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可承诺四项保证，其中就包括苏区和红军改名后，分别归属南京政府和军委会“指导”一项。

巧手运作之间，解题的又变成了老蒋。

还要不要继续“剿共”呢？

这时候的红军与江西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力量削弱，而且所驻的陕北离南京如此之远，已经不会再对国民党的卧榻之侧构成致命威胁，起码晚上是可以睡得着觉了。

更重要的是，老蒋自居“中央”，他得看大势，而不能只看一面或一方。红军要“剿”，那些朝秦暮楚的诸侯们就不需要提防吗，如此没完没了，还如何对付在华北蠢蠢欲动的日本人？

很显然，四项保证与老蒋“政治统一”的目标是有契合之处的。

那就谈吧。

西安事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方争端，至此告一段落。

想当初，陈济棠曾派他哥哥去南京“看”老蒋的面相，这位“算命先生”回来后报告：此君今年必有大难。

后来两广事变却被轻轻化解，在老蒋周围那么多“难”中，根本谈不上“大”。于是“星相界”有好事之人就辨称，老蒋当有此一劫，只不过没应在“两广”，而是应在了“西安”。

对老蒋来说，西安事变确实可算是他人生当中的一次“大劫”。

那段时间也真是蹊跷得很，似乎老蒋的“霉运”也传染给了他的股肱。西安事变前，杨永泰、黄郛先后弃他而去，到西安事变结束，老蒋虽然自己“遇难吉祥”，但却又有一位“宰相”级别的人物要跟他挥手告别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2月17日，朱培德病逝于南京。

这时候他的身份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原来的“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职务已被“蒋委员长”给一块兼掉了。

从参谋总长，到办公厅主任，当然是降职，还不是降一点点，简直跟坐电梯从顶层滑到地下室差不多，换别人，就得拿脑袋撞墙，或者甩袖子走人了。但朱培德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老蒋有更重要、更秘密的使命需要他去完成。

事实上，以天下为己任，毫无怨言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军权和地盘的做法，伴随了其人一生。

他在国民党中的战功和资历，原本与阎锡山、冯玉祥、广西李白等诸侯在一个层次，是国民党八位一级上将之一（特级上将是老蒋自己）。但与“一级上将”中那些动辄称霸一方的诸侯相比，他从未有过半点拥兵自重的举动甚至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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