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游戏就是,官场往往有两种语言,大家在厅堂里讲的叫官话,但这个是表面文章,纯粹敷衍人的,能起实际作用的是“私房话”,也就是“潜规则”以及附属于这一体系上的语言。
概而言之,杨虎城希望老蒋能讲“私房话”,但后者却用“官话”来搪塞,而且搪塞到你一时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来反驳。
是啊,看起来老蒋真是够仁至义尽了:叫你不要回来的,你偏回来,这就算尽了私情;回来后遭“党纪国法”处罚,我已代为求情,但“法不容情”,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老蒋发了话,站在台前的孔祥熙心领神会。他告诉杨虎城,职务任免的命令既然已经发出去了,就“碍难收回”,否则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态度已经摆在了桌上:张不能放,至于你们的职务,也非撤不可!
事情的解决,终于又回到了老根子上——拿实力说话。
何应钦调兵西进,东北军、第17路军以及陕北红军也都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驻军甘肃的东北军于学忠更是愤然:我东北军已“亡省破家”,家当一空,现在只有烂命一条,你们要就拿去,“死有何惧”。
硝烟的味道连躲在溪口的老蒋都闻到,也坐不住了。
本来以为张学良被扣,西安方面会出现瓦解迹象,但事与愿违,“三位一体”似乎并未出现任何松动。
打,显然不是首选,惟今之计,只有在“政治解决”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老蒋为之苦心孤诣,再出一招,这就是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
乙案:东北军向南移至安徽,17路军调甘肃,红军仍回陕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方案是为了拆分“三位一体”,让你们三家人一南一北,不在一块,以便我各个击破。
太明显了,所以老蒋还有甲案——
东北军向西移驻甘肃,17路军调至泾渭河以北,红军则回陕北。
这个方案叫做退而求其次。虽然“三位”仍在西北,但毕竟不会集中于陕西一地了。
当甲乙两案刚刚传至西安时,大家最初的态度是都不能接受——无论是甲案,还是乙案,没有一个提到要释张。
可是方案既已问世,就不可能不予以考虑,毕竟甲乙之后没有“丙”,舍此两方案,只有开打。打,那毕竟是下下策,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重大而关键的决策,东北军不会听杨虎城,他们还是得听少帅张学良的。
王以哲、何柱国派出特使至南京,征询张学良的意见。
少帅此时处于软禁之中,早已身不由己,但他有一个认识很清楚,那就是如果硬碰硬,西安方面的力量仍显薄弱,但只要“三位一体”能撑住,哪怕是隐忍须臾,他就可以安然获释。因此,他写了封亲笔信给西安的文武官吏,强调和平解决,斟酌选择甲乙两案。
东北军王何二将决定照少帅的意思办,先撤兵,暂时不提释张,以后再设法营救。
他们选的是乙案,即东北军南下移驻安徽。
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个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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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王以哲、何柱国,包括于学忠、缪澄流这些东北军中的“老派”,并没有多少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西北乃贫瘠所在,能换个地儿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少帅在,只能听少帅的,少帅不在,由他们自己选,自然只会选择南移。
与此相反,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如果要和平解决,应接受甲案,坚拒乙案。
那样的话,东北军据甘肃,红军和第17路军驻陕西,三方仍团结在西北,不致被对方各个击破。
尽管老蒋的“甲乙两案”均有将红军置之一边,借以孤立的用意,但这并没有能够削弱红军在“三位一体”架构中的份量。周公一言既出,三方很快达成共识:接受甲案,但在这之前必须再作一次释张的尝试。
双方都到了接近摊牌的时候。老蒋一只手伸出橄榄枝,诱迫西安接受两案,另一只手也握起了大棒。
他把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派上场,由后者主持东路军事,随时准备指挥陆空两军对西安发动猛袭。
有了这两手,他就不会再让步了。
当他在溪口老家接见来自西安的两位特使时,那语气已是相当的不耐。
两位特使分别代表两支军队: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一见面,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提出释张请求。
老蒋没有说他不想放人,而是推说那人不想回家。
“张汉卿”再三向我表示过了,要跟着我“读书学习”,暂时不想回西安,既然他自己有这个觉悟,你们怎么能强迫他呢?
这时候的老蒋俨然就成了管教学龄儿童的家长了。
接着,他又严厉正告对方:两案你们必须选一个,这是不能跟我还价的。如果要战,我几天就能解决问题。
两特使终席未敢发一言以对。
鉴于老蒋的态度再次转向强硬,西安方面包括东北军官兵在内都反响很大。许多人主张,如果老蒋还是摆这样一个臭脸出来,始终不肯释张,那就不能急于接受两案。
东北军中负责的王以哲察觉到军人的这种情绪后,赶紧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叮嘱大家忍辱负重,先解决事变,再设法救张。
有人说,那少帅要是不回来,东北军谁主持呢?
王以哲一拍胸脯:大家不要急,虽然“副司令”暂时回不来,但这里还有我可以负责。
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你充什么老大。
“少壮派”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什么,你能跟“副司令”相提并论吗?
算看出来了,原来这些货始终不肯去救我们的少帅,是打着“彼可取而代之”这样的龌龊心思啊。
既然自己的头靠不住,那就到外面去搬援兵。
当晚,“少壮派”50多名青年军官就去找周恩来,提出先释张再撤兵。
周公的想法跟张学良基本一致,认为只要“三位一体”能坚持撑下去不分裂,少帅迟早是可以恢复自由身的。如果前线真的交火打起来,那老蒋就更不会轻易放人了。
然而此时的“少壮派”在激动情绪的支配下,已难以保持起码的理智。他们又哭又闹,给周公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你们红军要是不帮我们打仗,没什么好说的,“三位一体”现在就可以宣告破裂。
“少壮派”的领军人物孙铭九更是跪倒在地,眼泪鼻涕一大把,看那样子,对方要是不答应,他就打算在地上跪着再也不起来了。
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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