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老蒋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马上就跑，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说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嘛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

如此一来，杨虎城也无话可说了，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对张学良要送他进京的事，老蒋起初也是不同意，“再三阻之”。

倒不是不乐意张学良陪送，能和东北军的首领在一起，这一路上的安全系数无疑要大得多。他所顾虑的是张学良手下的那些将领，一旦没有少帅镇在这里，“无人统率”，会不会继续“乱来”。

听张学良说已交杨虎城安顿，心下稍安，于是一齐上路。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个——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老蒋赴京后，东北军幕僚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军内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但表白，不一定要亲自送蒋。

其实西安事变的解决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却也十分简单，就取决于对蒋的两个态度：杀还是放。

杀，最容易，一了百了。但一场全国性的大内战是避免不了的，而张杨必成众矢之的，到时免不了会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违背张杨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放，最困难，而怎么放，更是见仁见智，很难说哪种方式最合适。

张学良的做法，实际是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彻底，把丢失的感情全部弥补过来。

（766）

国民党内为人处事，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希望老蒋停止内战，领着我们一块杀回东北去。现在他虽然口头答应下来，却没有任何签字协议等保证（事实上，张学良本人也不认为这些有用），那靠什么维持信用呢。

还是得靠交情。

亲自陪同，“不留痕迹”地放蒋，完全可看成是交情的一次大投资。

张学良只忽略了一点——蒋介石跟他不同，后者的谋略和心机都是他很难猜度，或者猜度不到的。

或许这才是造成他不幸结局的真正原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5点20分。

老蒋一行抵达洛阳。

一干文武官员得知消息后，早早就在机场等候迎接。然而当老蒋下机时，他始终是一脸阴沉，且不发一言，丝毫没有全身而退后那种的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老蒋的心情可以理解。

虽然宋氏兄妹反复安慰他：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全信呢。

在洛阳住了一个晚上，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他仍然是那个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恢复自信心之后的老蒋马上反“客”为“主”，向张学良提出要求，释放仍被扣在西安的中央大员。否则，南京他也不回去了。

事已至此，张学良除了点头应允，似乎也没有其它价好还了。

西安则在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刻引起了内部争执。

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的相当一部分官员都不主张放人，认为老蒋一走，就剩这几个宝贝了，一旦予以释放，己方手中可打的牌将所剩无几。

还有人指出，张学良跟老蒋他们在一起，没准已经被对方“反扣”了起来，谁能说电报一定出自其本意呢。

杨虎城自然也是顾虑重重，但他却顶不住东北军，实际上是东北军中的“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

后面这一派原先也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少壮派”，用以抗衡汤玉麟、万福麟等奉军时期的元老人物，但经过西安事变，孙铭九等新“少壮派”又借势上来了，他们就成了“老派”。“老派”没有“少壮派”那样激进和“什么都敢干”，他们要维持住自身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听命于张学良，唯“主公”之命是从。

王以哲、何柱国断言，电报就是张学良本人发出来的，照领导指示办没错。

杨虎城虽说手上有张学良给他的手令，其实哪里命令和指挥得了东北军。王何要放人，他也难以坚持。

（767）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6日，经历14天“蒙难期”的蒋介石自洛阳回到南京。

一下飞机，好家伙。

那些诚惶诚恐的接机官员就不提了，单是机场四周就人头攒动，欢迎他回京的南京市民多得数不过来，据说当天有超过40万百姓前来迎接。

两天后，宋哲元、韩复矩、阎锡山等华北豪雄均派代表到京进谒，给“委员长”压惊洗尘。

老蒋又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更滋润，自言“洵有隔世之感”。

当然，漂亮活还是要做的。

他宣布因“对部属管教不严，工作失职”而引咎辞职，辞去委员长及行政院长职务，同时“自请处分”。

国民党内开会研究和讨论的结果，丝毫不出人意料之外：恳切慰留。

至于那个什么“处分”，再也不要提了，只有功而无过。

照例，还要再来一次。

于是，又“请辞”。跟着又开会，再“慰留”。

如是两次，一二不过三，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让人把自己离开西安前对张杨的那番训词整理出来。

经过“合理加工”，在重新发表出来的训词中，就再也看不到主人公有任何一点“战战兢兢，窝窝囊囊”的样子了，剩下的，都是“人格事大，生死事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的“超级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既然已经倒立起来，有人就要倒霉了。

老蒋命令成立一个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准备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按照老蒋“传奇”一般的“请辞”与“慰留”经历，我们应该知道，这也是假的，真正管用的是老蒋自己的“手令”。

张学良当然也知道“规矩”。老蒋就利用这一点，再次要求他放人。

这次要放的是仍被扣在西安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有500人，另包括27架战斗机。

围绕放与不放，西安方面又是一番争执。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此一来，将丧失与南京讨价还价的最后一点资本，少帅回归恐再无任何保证。可是在西安，说话算数的既不是“大部分人”，也不是按照张学良手令可以“统率两军”的杨虎城，而是东北军中的两个实力派人物——王以哲与何柱国。

他们拿着张学良发来的电报，力排众议，甚至否决杨虎城的意见，将空军全部放回了南京。

王何不了解其中关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张学良和王何这些老派人物都清楚，老蒋是事变中的关键，不释便罢，一旦释蒋，再扣那么多次要“人质”已无太大必要和价值，反添中央军继续用兵的口舌。

倒不如投其所好，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重新获取南京方面的“谅解”和“好感”。

在等待军事法庭审判之前，这一想法肯定左右着少帅的思维。毕竟，大家都是走走过场。你老蒋可以把“过”变成“功”，我在西安事变后全力予以拯救并亲自护送，又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你提出来的所有要求，无论如何，也可以折大部分“过”了。

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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