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老蒋，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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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有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老蒋的心理。果然，老蒋听后大受触动，连眼睛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了。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至，突然有人说，老蒋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就很难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而这对于苏联的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广田首相迅速召集外相、陆相、海相进行三省会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以“密切注意其演变”。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老蒋一方，而张杨一方又拒绝让阎锡山做调停人，这个中间的位置就让给了张杨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和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老蒋不肯签字，张杨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老蒋见面详谈。

可是老蒋拒绝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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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老蒋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老蒋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老蒋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老蒋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茫万道了。

看到老蒋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夫妇二人开始认真研究对策了。

外面，中央军要对峙的，看来不光是张杨的“叛军”，“叛军”之后还有红军，这三股力量，尤其是后面的红军，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一旦打起来，不是小战而是大战。

再看诸侯们的态度，现在当然大多是口口声声向着南京，维护中央的，可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谁又能担保，他们会不会待机而起，掉转枪口呢。

更外面，当然还有时刻要找借口进行干涉的日本人。

到时内忧外患搅在一起，国家四分五裂，等于以前的努力都全泡汤了，一切白忙乎。

所以无论从个人安危还是就大局着眼，都不能打，只能和。

要和，这个主动权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在对方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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