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老蒋的脸色有所缓和，蒋百里又不失时机地递上话来。

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不怕牺牲的，可是我们得想想，倘若战端扩大，老百姓就倒霉了，西北就遭殃了，国家就又分裂了，为大局计，还是彼此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好。

后面这些话入情入理，即维护了老蒋的面子，又给他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后果：一场内战将会因此全面爆发。

面子有了，脑子也清醒了，接下来就是做具体技术分析。

蒋百里的意思，是请老蒋写封信给何应钦，告诉对方，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南京了，让中央军不要再急着发动进攻，至少得先把飞机轰炸给停掉。

老蒋老谋深算，摇了摇头，很难做到。

信我可以写，但南京那边会相信吗？毕竟我现在人还没放出来。

再说了，究竟停战几天呢，或者说，可以在几天之内放我回京。如果是两三天问题当然不大，但张杨的要求是得七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缓兵之计，何应钦又岂能识不破，而这样的要求，我也肯定不能提。

老蒋要人家两三天内就放他走人，张杨又不答应。蒋百里只好劝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派一个人到南京去传递消息才好。

老蒋仍然摇头。

又卡在那里了。

躲在屋外的张学良非常着急，此时也顾不得隐身了，直接跑进房间告诉老蒋：前线正在冲突，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我们只好“向后退却”了。

这话吓住过部分大员们，却吓不住老蒋。

老头子犹如高僧坐惮，始终“置若罔闻”。

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作出了让步，同意老蒋按停止轰炸三天的口吻，给何应钦写信，并由蒋鼎文负责带至南京。

端纳闻讯，立即致电南京，告知这一消息。

听说老蒋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主战派中无人肯信，并且声称，只要老蒋一天不离开西安，他们就一天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

就算命令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它不是出自于张杨的胁迫呢。

我能证明。

蒋鼎文一回南京，就把在西安的详详细细经过给大家说了一遍。听到中央大员特别是蒋百里这样的大军事家也都赞成停战，众人才相信命令确实是老蒋亲笔所写，并出自其本意。

那就停三天吧。

停是停下来了，但是僵局仍在，不知如何才能予以打破。

要“政府”和“叛逆”直接面对面谈判，主战派那里根本通不过，即使和平派的政客们也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所以要想破局，只能找中间人进行斡旋调解。

这时朝野有一种舆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是苏联暗中策动的，孔祥熙急得没法，竟然想起要让苏联政府来做中间人。

苏联事前对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为了避嫌，第一时间就在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张杨，以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现在南京突然提出要他们介入，只好两手一摊，这都哪跟哪啊。

因为当年的同江之战，我们跟张学良是结怨的，这些年都没什么联系，如何帮你们斡旋？

（748）

苏联不行，就找阎锡山。

老阎一划拉算盘，觉得这是一件既得人情，又捡便宜的好事，欣意允诺，并准备派手下的老谋臣赵戴文、“二把手”徐永昌去西安。

但张学良此时已恨他到极点，知道这位又是来兜生意的，因此愤然对身边的人说：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

老阎“买卖”没做成，空欢喜一场。

宋美龄则越来越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全。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的一点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共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安。

转眼间，三天“停战期”过去了，原来宋美龄请求的“一周大限”也正好到期。可是和平谈判仍无一点眉目，还要不要接着打呢。

宋美龄要求再延长三天，没人敢公开反对，停战于是“展限三日”。

有这么大的力道，是因为宋美龄此时的身份和地位又变了。

老蒋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什么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

直接谈判无法启动，中间人又找不到，“亲友团”决定按照原来的方案，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陕。

宋美龄本来也想一起去，可是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被和平派的高官们拉住了，理由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委员长”不在，只有你能震住主战派，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于是，兄妹二人行变成了宋子文“单刀赴会”。

事实上，在宋子文未赴西安之前，蒋张的日子都不好过。

三天已至，老蒋没能等到获释的消息，张杨同样很失望。

行了，八项条件，你也不要说全部答应了，就答应前面关于改组南京政府等四条吧。

老蒋回不去，认为张学良失信，正火大着呢，立即回答：你不放我走，别说四条八条了，我一条都不答应。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老蒋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老蒋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放在嘴里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老蒋极其头大。

老蒋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反来复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财户上拨，汇到哪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老蒋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象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财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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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对比，老蒋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谊无价啊。

老蒋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老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却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老蒋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老蒋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四项条件，老蒋却推托说应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老蒋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老蒋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和端纳一起立即返回南京。

老蒋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心头一惊（“讶其归之速”）。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与端纳这个洋老外不一样，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既谙熟国情，又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派、主战派以及老蒋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绝对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委员长”也能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三位一体”，是一个“令人生畏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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