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老蒋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父亲在天之灵会赐我力量的，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西安事变却在他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满身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丨弹丨。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叔侄死了（蒋孝先称蒋介石为叔公），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剌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老蒋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诳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老蒋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老蒋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这才想起，将入西安前杨虎城对他承诺的那些话，原来全是为了蒙蔽他，以便将其瓮中捉鳖。

对于天天对别人讲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老蒋来说，无论是自尊心还是自信心，如今都已到了不堪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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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学良的愤恨终于匀到了杨虎城身上，尤其在前者为了顾及他的安全，与来西安的端纳一起，力劝他搬至东北军驻地时，这种感情更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

张学良说，端纳都来了，相信我，我一定会送“委员长”回京的。

老蒋喜出望外，好啊，什么时候启程。

张学良拿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要放你走，总得对方方面面有所交代吧。

请你签个字。

老蒋的心喀噔一下又沉了下去。

对于张杨来说，此字一签，西安之围立解，而当初起兵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老蒋如果签了这个字，就等于宣告“武力统一”的计划被迫中止，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甘心。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天到晚，开口成仁，闭口取义，到头来却可能被外界说成是在“叛将”的枪口下，被迫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条件，蒙羞且不去说他，关键是以后可能会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在国民党内永世不得翻身，而后者是老蒋万万不能答应的。

所以老蒋说，字我不能签，要不你打死我吧，我还能落个好名声，所谓“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是也。

他还不是光这么说说的，连给老婆的遗书都写好了，准备让人带给宋美龄。

从这份遗书上可以看出，蒋宋两口子的感情还真的不错。老蒋在遗书后面特加一语，让宋美龄无论如何不要来陕西，以免遭不测。写完后他怕被没收，又特意让去南京的信使背了两遍。

张学良知道后，干脆连人带遗书都给扣留了。少帅此时已从端纳嘴里了解到，南京城里只有宋美龄等少数人是主和的，其势力远远不及主战派，遗书送过去，再加上一句劝告自己老婆不要来西安的话，那不是给主战的那些家伙送去加快动武步伐的口舌吗？

老蒋本来是准备等死的。

但是有一天他看到张学良“形色苍白”，脸都变了颜色，情知有异。

一问，原来是南京政府发布了讨伐令，飞机轰炸渭南，差一点就要来空袭西安了。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完了，本来这两天就准备送你走的，给中央空军在渭南那里一炸，大家都巨愤怒，看来暂时走不成了。

论心机和算计，张学良毕竟不是老蒋的对手。寥寥几句话，老蒋已经从中听出了极其丰富的信息。

他认为，外面逼得越紧，里面的人才会越安全，如此说来，自己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张学良希望老蒋即使不签字，也能再写封信到南京去，但不是送“遗书”，而是“去函停战”。

可是老蒋铁了心不让一步。

少帅拿这老头子没有办法，吓又吓不住，骗又骗不了，只好去找那些被扣的大员们。

一见面就说：这两天何应钦攻得太急，两军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这边还伤了人，我得去前线指挥，这两天没工夫来陪诸位了。

看这些人一个个装痴作呆，眼神空洞，张学良情急之下，只得又跟上一句厉害的：要是姓何的还是不断进攻，我就只好请“蒋先生”和你们一起转移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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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这句话甚是吓人，隐含的意思让大员们没一个再敢坐着不动了。

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退兵吗？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呢。

陈诚实话实话：这事你找我们没用啊，你应该让“委员长”跟何应钦说。

在张学良看来，这句纯属废话，我要能搞定老蒋，还来找你们这帮滑头干什么。

你们得另给我出一个主意出来才行。

关系大伙的生死，蒋百里及时站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两个半军事家”，居于首位者，即为蒋百里。

民国兵学家，蒋百里诚为第一。这位“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另两位为蔡锷和张孝准）、保定军校校长，虽然在实际指挥军事时，也没打过什么太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仗，但论起纸上谈兵的战略问题，却实在没几个人能超过他的。

这道理大概跟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区别差不多，前者像霍金那样，就算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只要两只眼睛能眨巴，也一样能捉摸出世界上最高深复杂的物理理论来。

蒋百里原本是在北洋体系中混的，他给袁世凯当过军事参议，做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甚至也跟过孙传芳。后来蒋唐战争，他又帮着唐生智来反蒋，当然最后还是败了，并因此锒铛入狱。

老蒋那几年正瞪大眼睛四处招贤与能，当下也顾不得蒋百里曾经屡次跟自己做对，很快就将其从牢子里给放出来，并拜之为上卿，咨之以“当世之事”，也就是筹划国防大计。

当时在老蒋周围搞国防框架的，实际就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草头班子：蒋百里负责“形而上”，弄第一期国防计划以及考察国外军事这些内容，朱培德则和唐生智等人负责“形而下”，组织整军备战以及督建国防工事。

蒋百里是搞战略的，平时跟老蒋相处的机会也很多，对后者的心思总能揣摸个七不离八。

不是老蒋不想对何应钦喊话，只是他不能跟张学良两个人搭成这样的协议，而如果换一个方法，让他的部下，也就是关在这里的大员们对他予以“劝进”，则另当别论。因为只有如此，老蒋才能既有台阶可下，又不致给他未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

蒋百里对张学良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委员长”讲，我要去看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到时我再借机行事。

张学良对老蒋一讲，后者果然点头同意。

于是，张学良便先陪着蒋百里去面见老蒋。这是老蒋“落难”后与被扣大员们的第一次相见，君臣此时重逢，自然是不胜唏嘘。

蒋百里开门见山，说到了“去函停战”的事。知道老蒋又要做大义凛然状，赶紧提醒他注意一个严重后果——

如果中央军攻得太急，将“促之中变”，西安城里会出现内乱。

蒋百里的这句话，马上击中了老蒋的要害。

是啊，你想过没有。张杨虽然投鼠忌器，一时不能拿你怎样，但外部压力如果大到一定程度，他们极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下面的官兵万一被逼急了，可不会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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