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道杨虎城也是西北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作为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然还希望通过冯钦哉的关系，托杨虎城来“营救介公脱险”。

这个目的当然无法达到。不过经过冯钦哉这么一倒戈，西安东面防守再无屏障可言，中央军东西夹击古都之势已成。

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挫失，使张杨倍感压力，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外界的支援，哪怕是声援也好。

西安事变之前，张杨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各路诸侯对蒋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个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发布全国通电，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纷纷响应。

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候却走出了一记错着。

在那份八项抗日主张的全国通电后面，他们除自己署名以外，还甭管愿意不愿意，又把被扣的中央要员的名字都一古脑写了上去。

此举原本是要增加通电的份量和气势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几乎把人心都给弄乱了。

看到通电的人少不得在心里嘀咕：难道除了老蒋是坏蛋，其他人包括那些中央大员都是好人？或者说，我们和南京政府以及中央军仍然是一道儿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场该往哪儿摆了。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在这之前，他曾专门召集手下的谋臣武将进行商议。

曾几何时，老蒋曾希望能用秦德纯来影响宋哲元，可却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功夫毕竟不是白下的，秦德纯可以在萧振瀛在时，跟宋哲元咬耳朵，说萧某如何“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自己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白承认，原来他受老蒋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那次在庐山“推诚相见”的谈话，令他大受感动，实际上也是很想“以国士报之”的，只不过时机未至罢了。

现在时机显然到了，因为自从萧振瀛被迫离开后，第一军师的宝座就非秦德纯莫属，宋哲元最听他的话了。

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秦德纯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的。

但是——

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宋哲元给张学良发来电文，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委员长”安全。

他的屁股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这样的电报真是看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老阎。

（742）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老阎是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的。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老阎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老阎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何以善其后乎？”）。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却又发一份密电给张学良，说“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老蒋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倍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奕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4日，经过会晤交谈后，端纳致电南京，表示张学良有意请孔祥熙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

在“亲友团”看来，这应该是“一周大限”到来之前，第一个让人欣喜的好消息了。

孔宋都愿意应邀赴西安之行。可是主战派马上就不让了。

端纳的电报可信吗，这老外以前是张学良的顾问，别是他们串通好了来诳咱们的吧。

他们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们的代理行政院长诱过去，然后多出一个重要人质，从而加重他们谈判桌上的份量呢？

至于蒋夫人，也一样，请是假，诱是真，去西安只会“加以拘禁”，多个人质而已。

不可不防啊。

见遭到拦阻，宋美龄大为着急，坚持端纳十分可靠，张杨并非诱骗，自己非去不可。由于言语过于激烈，她也顾不得再扮什么端庄淑女了，几乎是捡着手榴弹就扔，什么厉害上什么，就差没脱口骂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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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归争论，宋美龄也感到，孔祥熙如今身份不一样，老蒋不在，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首脑，万一真的又被扣住了，那就太难看了。于是，她在随后和端纳的联系中，便提出，自己排除万难，一定会来，但是孔祥熙身体状况不行，“医生坚嘱”不能坐飞机，能否用宋子文或者顾祝同这些人代替。

西安方面答复：同意。

宋美龄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和平营救，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但这并不表明后面的事顺利了，相反更为棘手。

由于仍然得不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老蒋尚存活人世，南京的军人政客特别是主战派的心情越来越焦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就职总司令。此后，刘峙被任命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东西两路部队各集结10个师，可谓重兵压境。

虽碍于“一周大限”，步兵暂时未动，但洛阳集中的空军已经待命出发。

消息传出，西安城内一片混乱。

此时在张杨方面，实际上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力量足一点，有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在陕甘可用于抗衡，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兵力本来就很单薄，一共才2个军，在冯钦哉军倒戈之后，仅剩孙蔚如军聊以维持。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丨炸丨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老蒋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丨炸丨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被轰炸者已不胜数”。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惊心。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老蒋。

老蒋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他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搞定两广，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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