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战派一口一个“张逆”不同，老冯是称兄道弟，谓之“张兄”——

张兄，听说你要“留”老蒋“暂住西安”，这个不妥吧。至少我本人，已经“莫名骇异”了。

听我说，先把“介公”（指蒋介石）给放回来，如果兄弟你在陕甘那边确实有什么困难，或者在抗日救国方面有好意见，可以公开提嘛，我想，“介公”这个人，还是比较“光明磊落坦白为怀”的，到时候，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采纳你的抗日之计。

打个比方，假如主战的何应钦是左派，要挥舞大棒的话，主和的老冯就是右派，手里拿的是胡萝卜。

当然下面还有极右派。

这个极右派是指老蒋在国民党高层中的“亲友团”，像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

孔祥熙此时代理行政院长，他也给张学良发去了一份电报。

较之老冯，孔祥熙的称呼简直可用“奴颜卑膝”来形容，仍尊其为“张副司令”。

在孔祥熙的这份电报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指责，都是说好话的，比如“爱友爱国至为佩慰”，甚至为张学良开脱，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没办法，因为“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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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意思：你千万要绝保“介公”的安全，让他“绝无危险”。

要救连襟嘛，也顾不得很多措词了。

三派连日争论，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会场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只不过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蒋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是从上海紧急赶往南京的。此前她正在和人研讨“有关航空建设的那些事”。

从孔祥熙那里得知丈夫在西安“消息不明”后，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倍感惶急。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却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否则也不会敢于帮助老蒋掌握空军了。

跟着老蒋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老蒋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决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联系的所有电报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老蒋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穿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回家。

她很清楚，南京的紧急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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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老蒋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她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哪？！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老蒋，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剌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锦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搀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讲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丨潮丨，还是那个中心议题，三派观点应取哪一派。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在民国史上，和陈布雷一起，并称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等他下来，才轮到邵元冲等人上场。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派空军轰炸西安，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给看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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