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是宁可“不要地盘”也要抗日，回到东北老家去，况且福建那里并不是一个“吉利”所在，当初第19路军就是在此处失败的。现在周围又都是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是部队不致遭到肢解和整编的保证，所以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老蒋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已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做出决定：兵谏！

在去西安之前，老蒋和他身边的人并不是全无顾虑。西安城里充满了敌对情绪，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陈诚、陈布雷等武将谋臣都建言老蒋，暂时“驻节洛阳”，观察动静，同时将东北军先行调出陕西，分驻河南安徽等地。

老蒋的脾气是，手下越小心谨慎，他反而越要表现出“大无畏”的“领袖气魄”。

怕什么，难道他们还真敢对我动手不成。

当下一摆手，即刻启程。

然而这并不表明老蒋是一个冒失的人，他之所以敢去西安，是因为他不相信张杨会联起手来对付他。

张学良可能“意志不坚、把握不定”，这个他早就知道，可是却并不由此认为张学良会敢于背叛他。老蒋真正忌惮的是东北军底下的那些将领，会否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

要知道这一答案，他不能直接问张学良，只能问另外一个人——杨虎城。

在去西安之前，他约杨虎城出来，问了对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西安情况如何。

第二个问题，东北军怎么样（“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虎城回答得非常小心：一切都好，至于“不稳情事”，纯属谣言。

当初把东北军和第17路军放在一起，老蒋就有相互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杨虎城既如此说，他就放心了。

老蒋到西安，是要对红军组织“第六次围剿”，而他所担心的仍然是东北军会因未能参加绥远战役而动摇军心，不肯在“剿共”上卖力，因此在分批接见和宴请各级将领时，一再向东北军许诺，只要“剿共”一结束就抗日，到时会带他们回东北。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华清池“哭谏”。理所当然，老蒋再次对张学良的要求予以了拒绝。

软劝既然无用，兵谏正式开始。

从事后来看，张杨对于这场事变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谋划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南京政府驻西安有多少部队，办事处有几个人，有几支枪，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行动前的一天，张学良忽然带了一个人来晋见老蒋。一问，说是准备派到热河去拉人打游击的。老蒋很高兴，立刻答应给一个师的番号和一笔经费。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去打游击的，而是来熟悉华清池地形的。

（733）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

事变前，张杨最担心的还不是如何捉住老蒋，而是能否顺利地解除在西安留驻的外围警卫部队的武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调动第17路军，包括一个炮兵营，对宪兵团、西安丨警丨察大队等发动突袭。后者一方面毫无准备，另一方面，毕竟是警卫部队，要跟有枪有炮且有备而来的野战部队相抗衡，实在力不能支。

8点，由第17路军负责的西安军事行动结束，老蒋的“御林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东北军向老蒋的住所——临潼华清池进攻，“带刀护卫们”匆忙护驾，却哪里招架得住。

9点，临潼捉蒋行动结束，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大功告成。

在事变中，老蒋在西安的文臣武将们无一漏网，且损失惨重。随从官佐52人，只有6人幸免。其中，被当场处决的有时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黄埔第1期）、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黄埔第4期）、西安公丨安丨局局长马志超（黄埔第1期）。

这些人下场之所以如此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平时干的活，不是禁毒，就是查军纪，都是招人厌，惹人恨的。据说蒋孝先身中十几弹，人都被打成了一面筛子。

其他中央大员均被逮捕扣压，大部分暂时性命无忧，但还有倒霉的。

名头最大的是邵元冲。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后继者即为***。这邵老夫子由于是黄埔老师，一听外面枪声大作，本能地就想到要来个翻越障碍的示范动作，准备跳窗出去，结果被冲进来的第17路军士兵举枪打中，伤重不治而亡，呜呼哀哉。

后来南京政府发布的讣告，却说邵元冲是准备去救“蒋委员长”而跳窗的，这就太不靠谱了，己尚不保，还救什么“委座”？何况临潼和西安也不是一街之隔，跳个窗到不了那里。如此违反人性的胡诌，大约还是想在这个很让老蒋丢脸的事变中，塑造一两个“忠孝节义”的高大全人物出来。

但是如果当时不跑，也不一定就能逃得性命。陈诚就是凭此侥幸求生的。

东北军的军纪一向不佳，第17路军也不见得就好多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时住在西安的一家招待所，结果身上的东西被冲进来的士兵抢得一干二净，连手上戴的表都没放过。据她说，后来和招待所的经理一起，找了一个军官，往门口贴一张纸，写明谁敢擅入，立即枪决之类的话，但经过的士兵看都不看。原因是：不识字的看不懂，识字的不服从！

按照张杨的本意，对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肯定是不允许随意杀伤的，但事变初起，队伍突然放开，却不是马上就能控制得住的。邵元冲之死即如此类。

（734）

第17路军士兵一开始是准备把陈诚给干掉的，所以到处找他。最后搜到了另一位中央大员陈继承的房间。破门而入的士兵问他叫什么名字，陈继承的南方口音重，一回答，就被对方误会成了“陈诚”。几个当兵的立即举起枪，要予以射杀，所幸陈继承的太太反应很快，见势不好，马上大声纠正：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

这就算救了陈继承一命。

真的陈诚也堪称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一直藏在一个大木柜里，被翻出来时满身尘土，狼狈不堪。

不过对他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局面终于逐步得以控制，没有人能不奉令就结果他了。

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老蒋，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老蒋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事变当天，在张杨发布早已拟好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南京政府立马炸开了锅。

围绕如何解决事变，朝中迅速分成三派。

一派主战，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统帅”你都敢“劫持”，这不了得，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了（“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

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起兵“讨伐”一途。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杨虎城的第17路军也参与了事变，以为都是东北军一家搞出来的，所以矛头都冲着张学良。

除了主战派以外，又有劝和派和“亲友团”。

这时候军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被老蒋哄在南京的冯玉祥。“委员长”都被逮住了，老冯自然有责任去劝和，当下刷刷地就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