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的，可是老蒋却屯兵湘北，坐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老蒋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老蒋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决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共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老蒋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老蒋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不动声色之间，连赚西南三省，此又为老蒋“首席谋士”杨永泰所献之计。对这位被称为蒋之诸葛凤雏的杨某人，可以说没一个诸侯不恨之入骨的。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老蒋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有过通盘考虑。他清楚，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是守不住的，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是要把南北都包括进去的。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老蒋又对陕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中原抢占战略要点。

（730）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老蒋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要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的，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两军同进共退，并与其他诸侯们结成合纵阵营，才能有效抵制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李白和陈济棠都来打过招呼后，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老蒋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湖南何健是根本不敢动，云南龙云离得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俄，“劝两粤息战”，河北宋哲元和山东韩复榘倒是发了份声明，却被老蒋骂了一通后，又缩了回去。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老蒋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老蒋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越演越烈。

因为老蒋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和实力，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老蒋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老蒋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老蒋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乎乎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老阎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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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是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的，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老阎对老蒋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其实少帅真是少帅。要是那时候有录像带，他就应该把中原大战前的带子借回家反复多温习两遍，那里面主角们的“生动表演”，一句赛一句“诚挚”的话语和滚滚泪水，比现在还感人哩。

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连逢场作戏都不会，那就不叫资深老政客了。

老阎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己，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而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老阎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忠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良誓志以对”）。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致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闻之愕然，沉默未语”）。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露有惧色”）。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漏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老蒋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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