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们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老蒋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老家去。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老蒋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再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老蒋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老蒋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

随后，老蒋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蒋，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张副司令”向东北军下令，除万福麟第53军仍留河北外，其余部队全部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过去的部下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

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超强士气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3000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言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老蒋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将士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而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727）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老蒋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老蒋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来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杀回故里，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老蒋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少帅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老蒋“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人看的场面功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老蒋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老蒋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老蒋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完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直至迫使后者长征，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的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子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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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处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的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奴，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因为老蒋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呆在陕北进行“剿共”。更让人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老蒋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剌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作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老蒋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察绥，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东北军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说“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老蒋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困难。

作为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老蒋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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