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一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现在中央势力却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看29军在那里独自玩平衡木。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做出的所有努力,蒙受的所有屈辱都要付之于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地给老蒋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凭良心说,老蒋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让义兄替自己“跳火坑”,甚至有时也加以指责或利用,亦是内外压力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内心里,他对黄郛“为国劳瘁,苦心匡救”,以致累垮,是存有很深的感激和歉疚之情的。在黄郛住院期间,虽然日理万计,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经常会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摆平了,“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等老蒋从广州回来,又专程去上海的医院看望黄郛。这一回,他把对方最关心的事告诉了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屈辱,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老蒋一走,黄郛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果能如此,死且无憾”)。
没过多久,即撒手西去。
老蒋深为痛惜,亲自发布褒扬令,极尽哀荣。九年后,抗战胜利,老蒋不再介意披露当年的一些隐情,又再次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杨永泰和黄郛,一臣一友,皆为蒋之股肱,他们一个曾苦心经营西南后方,一个曾舍命维持华北前线,做的都是跟抗战有关的事,身前身后袭来的滚滚骂名却都跟“亲日”和“卖国”有关。
真是让人憋气啊。
一个绥远战役,终于让一直潜在水下的老蒋探出脑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这个舒坦。
让他觉得爽的事还不止这个。
老蒋当初之所以对策动绥远战役那么积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趁着日本对苏联进行备战,一时无暇分身的机会,以自己的“敢于牺牲”来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在中日南京谈判上达到“以战迫和”的目的。
张群与川越谈判前后达8次之多,前7次,日本人谈的内容竟然都跟蓉北两案没有直接关系,摆明就是来讹咱们的。
前7次谈判结束,老蒋干脆不谈了,跑绥远去干了一家伙。这么一干,把谈判桌上日本人的各种非分想法都给干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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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进行第8次谈判,连川越自己都觉得谈不下去了。因为张群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还把“绥远事件”拿出来作为反击利器。
本来我们是准备“调整邦交”的,可是你知道,“绥远事件”发生了,我们为此很不爽,所以就“调整”不了了。
言下之意,快把你那些不知所云的条件收回去吧。
人家把话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知趣的就该赶快闭嘴闪人。川越是日本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知情识趣。他索性把前7次谈判中的日本提出的要求汇编成册,做成一份备忘录,当面读给张群听,准备强塞给他。
张群一听,什么玩意。
里面大部分都是你们的条件,有好多甚至我听都听见过,这东西我怎么能接受呢。
不管对方接不接受,川越就把“备忘录”往桌上一扔,走了。
这算什么,硬来啊。
张群火透,马上又让人送还日本使馆。
日本人赖皮起来,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第二天,他们竟然又由须磨将“备忘录”送还了南京外交部。
蒋介石得知后,也觉得啼笑皆非,说日本人的“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
他向张群发出电令,要后者发表声明,将“备忘录”再退回去,同时火速起草正式公函,抢在川越前面公布交涉经过,以免让日本人混水摸鱼,弄假成真。
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以前何应钦不过是写了张便条,就给抓住不放,到现在还喋喋不休哩。
声明和公函一出来,川越脸皮就是再厚也挺不住了,没两天就打道回府,离开了南京。
西瓜没了,日本人却还没忘记要捡原来的芝麻。
川越一走,就换了须磨:啥也不说了,咱们还是来谈谈蓉北两案你们该赔多少钱吧。
全国交涉终于变成了地方案件。
对嘛,早该如此。
跟须磨谈的,换成了高宗武,由两个人在下面讨价还价。
由于是日方主动让步,即如蓉北两案的赔偿,须磨亦不敢再漫天要价,一律丁是丁,卯是卯,该多少就多少。
最后弄了一份赔偿清单,就等双方大使签字了。
忽然须磨打来电话,说他要过来一趟,因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
高宗武心里一震,别是日本人又弄了什么“事件”,插进来好敲诈我们吧。
只好让他过来再说。
一见面,须磨却表现出了与先前谈判截然不同的“诚恳”和“谦卑”,连说话的口气和动作都恭恭敬敬:有件事要拜托阁下帮忙。
帮什么忙呢?
赔偿清单里,我忘了写一个照相机的价格,能不能现在加进去?
高宗武听了差点喷饭。
这就是你急匆匆要来办的大事?!
须磨很认真地点点头:是啊是啊。
真服了这些日本人,逗逗他。
高宗武也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加。我们的换文都写好了,绝不能开此恶例。
须磨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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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换文重新打印一下就可以了,打印费花不了几个钱,300块就够了。
听那意思,他还不肯出这300块钱,要中方帮他出。
高宗武的脸扳了下来:别说“就”300块,哪怕3块或者3分,我也不能加。
须磨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难道这个你也不肯帮忙吗?
高宗武笑了。
从和日本人打交道到现在,他大概还是头一回这么轻松过,可以用睥睨和不屑的目光打量着对手。
还没耍够,再捉弄他一下。
高宗武一板一眼地对须磨说:重新印换文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得先区分一下双方的责任问题。呶,照相机的价格是你自己忘记写上去的,责任在你,自然那300块钱也应该由你来掏腰包。
一说到要他掏钱,须磨立马慌了,看样子急得当场落泪都有可能。
高宗武见此情景,话锋一转:好了好了,看你也不想掏,我帮你付吧,谁叫咱们也算朋友呢。不过这是我个人掏的钱,属于私下交情。
须磨如遇救星,立刻站起来,向高宗武表示感谢。
高宗武摆了摆手:你听我说完,既然是友情赞助,第一,你明天不能再说还有什么忘记要让我加的,第二,300块钱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须磨满口答应,还拉住高宗武的手,用力猛摇了几下,并且说:这四个月的谈判,就数现在这一刻最满意最美妙最痛快了。
说完,马上就自动消失掉了。
日本人就是如此:没有大便宜可占,占点小便宜也是好的。不过这也显示出在南京谈判中,日方实在是没捞到什么油水。
老蒋以硬对硬的恫吓策略成功了,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尽管只是暂时。
在给张群发去那份退还“备忘录”的电令时,老蒋已人在西安。当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此次西安之行将可能是一次买不到归程票的时光旅行。
东北军和第17路军做好了请君入瓮的准备。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虽然各诸侯碍于形势发展和切身利益,都未敢公开支持19路军和福建政府,但他们和老蒋“合纵”与反“合纵”的暗斗却始终未有停止,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就成了一块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在诸侯们看来,东北军和他们的处境相同,都是“被压迫者”,反抗老蒋这个“压迫者”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在老蒋看来,张学良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诸侯,堪称“拥护中央”的“模范”。闽变一起,更让他感到“张模范”的可贵之处。
大家都排着队欢迎少帅回来,自无不归之理。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了。
说客是广东的胡汉民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份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只有仍与蒋汪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北方之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胡汉民的敷衍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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