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事总是接踵而至。

当天，上海虹口竟然又发生了日本水兵田港朝光被狙杀案，另有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一系列日人被杀案的发生，显示出在日本一口气不歇的疯狂紧逼之下，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经难以抑制。

虹口案件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出动，进入闸北。一时间，宁沪上方似乎只要点一根火柴，连空气都会燃烧爆炸。

当时有人甚至闻到了“九一八”前后那种特有的硝烟味，断言中日可能因此决裂，并爆发战争。

九一八，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多么敏感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一触即发的，不光有南方，还有北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华北响起了枪声。一心要把29军赶出丰台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又开始使坏了。

这天下午，29军丰台营部的一个连在铁道附近演习，回来的路上迎面撞见日军一个中队。大家挤在一条街上，街道狭窄，并不能交叉而过。如果这些日本人是在国内，无论是不是军人，大概都会弯下腰，哈依哈依地礼让对方先行通过。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们转而成兽，根本一点礼仪都不懂。

一个日军小队长带上两个骑兵，二话不说，竟然打马扬鞭，直冲中国连队的队列！

太欺负人了。29军士兵举起枪托，就给东洋马来了一下，死活不愿给对方让道。

这下犹如捅了马蜂窝。日军当时就翻了脸，不仅包围了中国军队，还把站出来交涉的连长给扣了起来。

在得知中日军队出现对峙后，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陆大第29期）认为机会来了，亲自带着一个大队赶了过来，并与中国军队交了火。

牟田口的对手是冯治安，后者闻报也一跃而起，派一个团跑步增援丰台守军。

该团到达后，一个营袭左翼，一个营攻右翼，左右包抄，里应外合，立刻将形势扭转过来。

牟田口一看，情况不妙，惟有下令将部队撤回原防区。

见丰台一带这么容易擦枪走火，还差点弄出第二个“九一八”，宋哲元固守丰台的心动摇了。

没等日本人再次提出抗议和要求，他自动将丰台驻军撤到了2公里以外。

北平的“九一八”是消停了，上海的“九一八”却极有可能立刻引爆。

老蒋人虽在广州，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目无全牛”呢，面前的这头莽牛鼻孔里喷着粗气，连牛角都竖了起来，你还能装作视而不见吗？

他赶紧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从南到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武汉，都必须行动起来，“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抗战。

想想不放心，他又罕见地给各省将领每人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次日军可能要动真格的了（“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快去看一下仓库里的弹药吧。

其时，老蒋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他认为中方已到容忍极限。

如果日方仍然坚持把“8项条件”硬塞过来，而不许中方提任何条件，那就忍无可忍，无法再忍。

（706）

这段时间，中日双方内外部的各种情报、电报纵横，密使穿梭往来，战争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有人说，它实际上就是一年后“七七事变”的预演。

所幸，中日之战并未能够提前进行。

老蒋嘴上不松口，但还没有与对方全面决裂并作战的决心。日方其实也一样。

此时一个人正在参谋本部大展拳脚——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

自从那年武藤信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实行大改组后，石原就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两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担任作战课长。

随着“二二六”兵变结束，新上任的陆相寺内要建立准战时体制，需要有人给他规划战争大纲，于是石原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被委任为新设立的战争指导科课长。

石原要给日本人指导战争了。

我们的假想敌在哪里呢？

石原认为首要目标是苏联，其次才是南洋和中国。

按照他的设想，应该把全部力量投到北方去，把苏联打服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中国，最后才是“对美国进行大决战”。

这就是日本陆军中提出的“先北后南论”。

世上并不是只有石原这一个神仙，海军虽然没有石原这样的“天才战略家”，但既然还没进行实战，对着一张地图夸夸其谈谁不会呢。

海军说，日本最大的假想敌绝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先向南方海洋发展，才是上上策。

此为“北守南进论”。

对着这样几乎南辕北辙的作战策略，首相广田不知如何是好。

海陆军，他谁也不敢得罪，可是总得制定“国防政策”啊，选谁的呢？

好个“聪明”的广田，干脆，来个杂烩关东煮，一块放锅里吧。

于是，日本的“国策”就变成了既要北上，又要南进。至于最大的假想敌，则把美苏放在了一起，两个神仙一道供。

广田方便了，下面的藏相就苦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既要供陆军，又要供海军，钱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

大发公债，借钱。提高税收，收钱。

有怎样“聪明”的首相，自然就有怎样“聪明”的阁员：吸取“二二六”兵变的教训，只要能满足军人的要求，让他们高兴，其它的与我何干。

日本陆军此时既然已视苏联为最大假想敌，并朝此目标进行备战，当然不想第一个在中国这个“不对称对手”身上花费力气，这是老蒋判断“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的理由，也是日军在察绥和华北推行“以华制华”，不肯轻易动用兵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尽管他们在上海又派兵，又撤侨，搞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但实际确如老蒋所料，“意在不战而取利”，企图通过谈判来投机取巧。

（707）

此时的外相是曾任大使的有田八郎。他特地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口口声声说我们现在国内对谈判很失望，对你们的张群外长尤其失望，因此之故，川越可能不得不离开南京了。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你走就走吧。有田却还留了个尾巴——但是……

但是如果你们的“院长”（老蒋兼行政院长）肯亲自来谈，局面就不一样了。

得知这一信息，老蒋的情绪一度乐观起来。

要我出来，是不是表明他们的态度由“硬”转“软”了呢，大概是怕我真的“擦枪走火”，所以回心转意了吧。

是不是这回事，还得见了面才知道。

老蒋星夜赶回南京，并亲自接见川越。

但是这次见面，令他大失所望。川越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对“中国元首”表示任何亲近之意，反而还是抓住原来那些条件不放。

真是太讨厌了。

好不容易磨了一个小时，老蒋站起了身。

我告诉你：华北你不仅不能动，“华北之行政”还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其它的，你跟张群外长谈吧。

端茶送客之后，老蒋百思无计，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击退日本这一轮兴师动众的讹诈，直到看到案头送来的情报。

情报显示：绥远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连日来，田中和德王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干什么呢？

准备进攻绥远！

好啊，上次我没打你，你倒得劲了。

老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致胜的法子终于找到了。

南京谈判这一面的棋既然很难走得通，那就舍此就彼，在绥远那一面投子，杀他一个大龙再说。

只要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一“屠龙术”，就能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再次“以战迫和”，如此一来，南京谈判的胜负面定能易手。

这时，老蒋已不用再花心思对付桂系，调几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原来的顾虑还是有：关东军会加入进攻绥远的行列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不是派几个师的中央军就能解决的。

相关情报无法从外交部直接得来，还是听听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怎么说的吧。

伪蒙军一再鼓噪，这让原先主张布口袋阵的傅作义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开始认同老蒋当初提出的主动攻击方案，并试图用闪电战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击。

趁现在伪蒙军未完全集结，“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我们可集中优势，一榔头狠敲下去，直接砸到察北都有可能。

这是判断日军不会参战，或即使参战，能加入战团的也不多。但是几天之后，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还记得在大上海跟川岛芳子一起策划“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吗，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化德县）特务机关长，准备在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