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他的说法，除了把晋军4个团放在山西担任防守，到时仍可增援外，其它一家一当全搬到绥远去了，包括傅作义35军（绥军）在内，绥远已达到了32个团的兵力。

你看，我真的尽力了（“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其实，哪能呢。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直把个小九九攒在怀里的老阎，哪里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

兵是派了，但绝不像他说的派出了那么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晋军仍然一动不动地驻扎在陕晋一带，防范着红军可能再次来袭。

这个情况当然瞒不了老蒋，后者很着急。

你快点把晋军调过去打呀，机会稍纵即逝。

老阎却提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心虚气短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两大方面军要会师了。

在他看来，这无疑意味着陕甘红军力量的大大增强，而红军对山西的威胁，绝不比日军来得小。

老阎说，要不这样，你还是把中央军派到绥远去吧。否则的话，光靠晋绥军进攻没有什么把握。

又是要他派中央军，一涉及到这个问题，老蒋就感到头疼无比。

他一边在内心里痛骂这个阎老西“无定识与定力”，干点事真不像个爷们，一边只好向对方再三保证：我一定会派兵的，不过你总得让我先把这里的事做个了结再说吧（“俟桂事解决”）。

此时有一个人却差不多跟老蒋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作为一代名将，傅氏的表现确实要超过当时的很多诸侯。大敌当前，他没有抱着脑袋缩到一边去，或是仅仅推卸责任，而是审时度势，对敌情做出了非常符合实际的判断。

对于日军会不会参与作战，老傅依据的是自己的眼睛。

到现在为止，日军都没露过一面。冲在前面的始终是伪蒙军，这帮家伙又不是蜂拥而上，而是采取了有缝就钻的办法，想跟我打游击战。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用意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己上阵，是搞投机来的。

如果伪军捞到好处，占到地盘，他座享其利，相反，要是受到损失，他可以两手一摊：这都是“蒙古军”的自主行动，跟我们无关啊。

因此，老傅基本赞同老蒋的说法，此仗不打则可，一打稳赢。

可是既然说是“基本”，就说明傅作义也有犹豫的一面。

打伪军是没有什么困难，甚至杀进察北，直接把他们的窝给端端掉也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绥远遍地皆草原，对方又均为骑兵，就像我们捣马蜂窝一样，拿根棍子一捅，窝是被捅掉了，这帮残兵败将却会逃得到处都是，还不太容易捉住他们。

这样一来可能打草惊蛇，日本人会不会说，他的热河都被我们惊扰了，从而反过来找到出兵干涉的借口呢？

这个可能当然不是没有，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傅作义为此另想一策。

我们不要主动攻，而是要布置口袋阵，让他们来攻，等他们攻进来，一口袋罩过去，一个都逃不掉，既灭了伪军，又让日本人找不到借口，岂不爽哉。

（699）

看到阎傅二人均不同意主动攻击，老蒋心里是很不痛快的。

都跟你们说了，“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此时老蒋主张在察绥采取主动，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在“联苏制日”卡住的时候，他曾一再想到“藉日制苏”。但是以前讲道理也好，显示“善意”也罢，都收效甚微，日本人最后不仅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只能仅仅起到一点拖延的作用。

“软”的不行，老蒋就想用“硬”的一手唬住对方，通过在察绥教训伪蒙军，“打草”以“惊蛇”，让日方自动自觉地作出让步。

敢于这么做的底气，就在于老蒋判断日本人并不敢真的对华宣战，只要我们这边摆出不惜与之一战的架势，反而可以使其从“战”退向“和”。

但是由于以阎傅为首的晋绥将领始终迟疑不决，这个难得的时机正在慢慢丧失。

随着英苏借款协议对日本军政两界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们又开始用鹰隼一样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的邻居。

与此同时，这个东瀛岛国的“压迫式打法”，也使中国国民的仇日心理日甚一日，几乎达到了痛恨一切日本人的程度。

这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早先日本曾经提出，他要在四川成都恢复建立领事馆。

领事馆的主要职能，是用来处理侨务的。原来的日本领事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关门大吉了，此时成都也没有一个日本侨民，要领事馆干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因此提出照会，认为此举没有必要，而且当地群众反日情绪很浓，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

日本人不管，他干他的，还专门派出4个人来成都进行准备。

结果就出事了。

成都人好多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平时茶室里侃山海经，说的都是日本如何欺负我们的事情，现在乍一看，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就站在面前，眼睛都红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尽管当地政府紧急出动军警，左拦右拦，还是拦不住，日本人2死2伤。

此即成都事件（即“蓉案”）。

一个星期后，又出北海事件（即“北案”）：广西北海“日侨”1人被杀。

北海事件系当时据守北海的翁照垣所为。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处决有“日谍嫌疑”的日本人，来个反日兼反蒋，给老蒋制造点麻烦，却不料反使自己成了蒋桂谈判桌上的筹码和牺牲品。

蓉北两案一前一后跑出来，日本政府的态度马上转趋强硬。

这会要是中方先出手，老蒋就再不敢保证日方会装聋作哑了，绥远反击计划只好宣布暂时搁置。

那支出兵广西的令箭也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因为北海事件令老蒋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李白已是难上加难。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解决桂系“千载一时的机会”，但有什么办法呢，先按下来再说吧。

于是，大家都开始以游说代兵战。

（700）

桂系找老冯代言，老蒋则让程潜、朱培德、居正等人轮番入桂。大家各怀心思，互相试探，彼此找台阶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6日，南京政府下令，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委员，黄绍竑则回浙江省任原职。

这实际上是老蒋接受桂系的“折中策”，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2天后，中央军奉命从广西边境撤退，两广危机至此全面消除。

就在这一天，老蒋听取了关于北海事件的报告。对各种各样计谋如数家珍的老蒋，马上就得出结论，这是所谓新19路军干的好事。

他把解决新19路军问题作为蒋桂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李白全盘接受。

李白能容许新19路军在广西重建，原本就是用作对老蒋讨价还价的筹码。现在这个筹码已逐渐失去了其利用价值，反过来却对自己构成了威胁。

在此之前，由于担心翁照垣在北海坐大，李宗仁曾想把他调回南宁，可是翁却一再拖延，“抗不众命”，这让李白都不由心惊。

现在正好出了北海事件，李宗仁便借着这个由头，撤销了新19路军建制，将翁照垣予以解职。如此，既可向老蒋有个交代，又解除了身边的隐患。

在新19路军撤销时，李宗仁照例把责任都推在老蒋身上，大概还随口说了几句“要不是这老奸贼，我是舍不得取消19路军编制的”之类话。

明眼人都能看出假，可老翁偏偏是个实诚人，他竟然以为对方真有此意，立刻表示：既然如此，那就把编制取消，以应付老蒋。部队留下，我带他们上广西的十万大山打游击。

据说李宗仁闻言，当时就黑了脸：你要去自己去，600个兵一个都不能带走，全都得交给我。

急了，所以再也顾不得表演。

在李白正式就职后，老蒋来到广州，他要与对方见上一面。

命运是多么会捉弄人啊。

遥想当年，老蒋和李白是一道指挥北伐的。之后蒋下来了，李白升到了前面。再之后，蒋咸鱼翻身，又露脸了，李白仍排列在侧。再再然后，蒋桂之战爆发，李白一败涂地，被逐出中央，并曾一度亡命天涯。

从那以后，他们彼此怀恨，似乎永无抬头相见的机会。

人生若只初相见。经历多年敌视，大家再见个面，碰个头的建议，最初却是由白崇禧提出来的。那时候中央军仍滞留桂省边境，白崇禧就对访桂大员说，要不我去拜见一下“委员长”，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这就成了老蒋电召白崇禧赴穗一晤的由头。毕竟双方斗了这么久，老蒋还是不太容易第一个说出“哥俩好”这种话的。

见面会既由白崇禧承诺，照理应该他去。可白崇禧却临时反悔了。原因是他的太太害怕这是老蒋玩的花招，不肯放丈夫去广州。

并不是白夫人胆特别小，而是目闻目睹的事情多了。想当初，方振武可不就是被老蒋见个面就扣住不放，一去不复返的吗？若论与蒋的冤仇，李白比方振武只有多无少。

白不能去，李只能代其而往。

（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