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江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先通电拥护中央，被老蒋任命为广东绥靖主任，以替代陈济棠的位子。

余汉谋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也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则干脆说自己身体不好，学那三国的关云长，来了个挂印而去。

给陈济棠致命一击的还是陈济棠一直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这些人反正开着飞机，来去自由，一夜之间都一窝蜂地投了老蒋——后来江湖术士们对“机不可失”就有了新解，说这是在说飞机不可失去，空军一完，一切皆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7日，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他恨死了余汉谋，临下课前还跟老蒋说，我下去就下去，但你不要把广东大权交给那个余汉谋，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蒋啼笑皆非：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陈济棠丧魂落魄地跑到香港，在广州协同的李宗仁也赶紧回了广西。到此为止，“鸡”既被杀，“猴”也被吓得够呛，要不要赶尽杀绝，便成了老蒋要思考的另一道难题。

这道题，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其实更主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他下决心：是不是还要在南方坚持到底。

此时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从北方飞过来。

都是一个内容，即伪蒙军“图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且兵力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看样子，很快就要奔着绥远来了（“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事实正是如此。在伪蒙军政府正式成立后，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德王和李守信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2个军计8个师的人马，而且全部是清一色的骑兵部队，另配属一个炮兵团，其兵锋直指绥远。

面对伪蒙军的威胁，傅作义毫不退让。在他的指挥下，绥军突然发起夜袭，将察绥边境三堡沟的伪“边防自治军”全部干灭。

但是傅作义同样担心一旦与日伪大战，己方兵力薄弱的问题，而此时阎锡山仍然是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很自然地，他得伸手向山西要援兵，可老阎这时候却更加揭不开锅了：老蒋为了在两广周边造成“外动”之势，把本来助防山西的关征麟等中央军都南调出晋。

除了求老蒋帮忙，老阎认为别无它策，而且他觉得自己提这一要求也正是时候：陈济棠不是已经滚蛋，李宗仁也缩回老家去了吗？

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一天，老蒋在江西庐山与一个人做了番长谈。

此人便是曾献过“削藩策”，并协助老蒋打赢中原大战的杨永泰。

杨永泰言，桂系李白绝非其它诸侯可比，如今元气恢复，羽翼渐丰，广西省又初具规模，日后恐不可制，如果现在能够“彻底解决”，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老蒋“深然其说”。

可是，“伯川大哥”那边怎么办呢？

还是老办法，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

（694）

思想工作免不了得继续做。

先鼓劲——

你一定要派大部队进绥远。如果一味只想靠傅作义的那点人马应付，就是“示弱于人”，非但无法“避战”，还会“引倭来犯”，日本人看到你软弱可欺，会真的打过来的。

其实日伪现在就是试探你决心有多大，敢不敢牺牲。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敢于牺牲，他们就不敢上。因此你要避免牺牲，就必须把你的“牺牲之决心”先表示出来，如此，才能以“迎战”达到“避战”的效果。

后恐吓——

你再不从速把晋军大批派过去，我告诉你：最快就下个月，绥远就守不住了，而山西你也别想保住（“晋亦不保矣”）。

这一番显白，实际是老蒋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在绥远，日本人是不敢真的动手打的，只要晋军把大量兵力摆在那里，不信他不退（“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

电报发完，老蒋拿起刀，准备给两广中剩下的那一个动手术了。

不过跟“削藩策”施行以前的情况一样，桂系仍然是所有诸侯中最难搞的。

当年蒋桂之战所以能够离间成功，在北方是托了湘军的福，让这些唐生智的旧部反了白崇禧，在南方则是钻了鄂将的空子，通过他们与桂系的矛盾，在李宗仁的背后放了把火。

数年之后，桂系的地盘和势力已从原来的南北中（北至山海关，中到湖北，南极广西），几乎覆盖全国，收缩到了仅广西一省。李白黄（黄绍竑）三位一体也散了伙，变成李白二人。但整个桂系的凝聚力却不降反升，变得更加难以被动摇和渗透。

老蒋一度欲用黄绍竑去分化桂系，但黄虽离广西，跟李白交情尚在，如何肯做这样招人骂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现在的桂系不比昔日，内部坚如磐石，风雨不透。因此，他既没写“招降书”，也没去做说客。

黄绍竑都是如此，其他人就更难打进广西，想套用反间计显然已成了不可能。

必须另思它法。

杨永泰不愧是“首席军师”，他再献一计，曰：明升暗降，架空李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25日，南京政府擢升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如果把这个任命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情境之下，李白都可能会暗暗窍喜：事隔多年，桂系不费一枪一弹，不仅重新进入中央中枢机构，还把势力扩展到了浙江，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

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候。

刚刚准备兴师“北伐”，刚刚进兵湖南又被中央军逼退，本来就是不打屁股，也应该被痛骂一顿，如今不但不责怪，居然还要予以奖励，要加官进爵，这老蒋难道超凡入圣了？

是个人就没有不疑惑的。

李白不光疑惑，还惊恐不安。

因为还有一个任命跟在后面：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

当年的蒋冯之战，给李白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遥控指挥总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很容易给对方留下乘隙而进的机会，更何况那黄绍竑原为桂系旧人，他这一去，很可能就把二人的广西老窝给端了。到时候，根基既毁，纵使捞到虚名，又能顶什么用。

于是，拒不从命。

然而这恰好又掉入了杨永泰设下的另一陷井。

（695）

两广均以“北上抗日”为号召，结果一枪没放就折戟湖南，那是因为何键跟老蒋站到了一边，等于你想穿房入舍，经过的那户人家却大叫：你们从我家经过，我要丢了东西咋办，不许过！

主人都站出来发声明了，你再想强行通过，那就是强辞夺理。

反之，老蒋要解决两广，也得有一个正式名义，而像广东那样，让陈济棠的部下取代陈济棠，以彼之矛击彼之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陈济棠倒了霉之后，李宗仁赶紧回省，把聘请的日本顾问和军事教练给偷偷退掉，同时动员人马，举行全省“抗日游行示威”，用“抗日”的旗号又给自己在外围布起了一道防火墙。

显然，杨永泰要帮老蒋“彻底解决”桂系，势必要绕开这道墙。

现在李白自己把破绽露了出来。

李白拒不奉诏，当时唯一能想出来并说出口的理由，就是对中央理政能力不信服，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我广西搞得比南京政府都好，为什么要听你的。

李宗仁扳着手指，把南京政府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一一列举，结果治绩确实都不及广西。

岂止广西，当时北方的晋鲁两省在秩序和经济方面也要胜过“中央”。 “中央”管治竟然不如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主张“联省自治”或延迟统一的一个重要论据。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找。

在“中央”方面，先撇去对外连年征战，糜师耗饷这一节不说，对内班子多，机构杂，人浮于事，无疑大大影响了其行政效率和经济运作，是可谓“大企业病”。特别是民国那几年，灾害频仍，几乎没有哪一年老天爷不降灾的，不是这里发大水，就是那里闹旱灾。自然，救灾赈济，“中央”当仁不让，都得从你口袋里掏银子出来。

再看看那几个省的一把手，几乎都是军队里出来的，像黄绍竑、熊式辉、陈仪、刘峙，无论理政还是理财，都是半路出家，后面二位更没听说过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

要说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政经高手，像那些留洋回来的博士们，怎么说，都比这几位要强。但那年月，不是军人，没有枪杆子，就算派去了也站不住脚。

除了靠自己在省内就能唬住人以外，当然还得老蒋对“省主席”们能摆得平，弄得服贴，这样的“省主席”才靠得住，要不然就很有可能成为独立王国，“制造”出新的诸侯——山东韩复榘就是个例子。

但服贴不服贴，又是相对而言的，也许他现在服贴你，过一段时间，等翅膀一旦长硬，又不服贴你了。在这一点上，韩复榘同样可拿出来举证。

于是，你就不能让他们一直呆在一个省，通常过段时间就要调换。如果省主席的能力本来就不咋的，又没有长久打算，省政治理得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的弱点恰是地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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