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广事变”爆发后，老蒋只能先应付两广，暂时派不出多余的兵到绥远。

再一想，老阎自己不是有部队吗，他应该先把人马派过去增兵布防才是。

老蒋对老阎的那点小算盘，历来是估摸得极其准确的：你必须跟他讲明白利益得失，他才肯真的卖点力气出来——

你不要以为绥远现在变成傅作义的，就觉得跟自己关系不是太大，那里是你的“屏蔽”，绥远一旦有失，山西纵有天险，“亦无以为计”。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的阎老西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搞经济，老阎还算得上是行家里手的话，搞军事，这位就差得太远了。

老阎治晋，就看重两样东西，一曰钱，一曰权。

重钱，把很多下面的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钱，不甚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

重权，则导致把军权抓得过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所以连徐永昌都批评说，这样做法，跟清末练新军，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的，又有何区别？

开春以来，若没有中央军的帮忙，太原没准都被东渡黄河的红军给一举拿下了，晋军之战斗力可见一斑。

现在好不容易将红军击退，老阎心有余悸，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调到晋西进行防御。

他也知道绥远是他的“屏蔽”，可如果把部队调过去，山西空虚，红军再打过来怎么办？

老阎觉得这不是“根本计”，他还是希望老蒋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对“两广事变”的态度不得不慎之又慎。

“不可用兵”——能不用当然最好不用。

“政治解决”？这个就没什么把握了，要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还不早解决了。

既不能采取主动，又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老蒋的办法就只有以静制动。

除了发发电报，你骂过来我回过去，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两广事变”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连何键从湖南派来的特使也以没空为由，不予接见。

他不急，却把个何键给生生急死了。

因为“北伐”的两广军队此时已经进入湖南境内。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5日以后的事。

两广派来的说客说得皇冕堂皇：我们这是去“北上抗日”的，所以要让湖南借条道，使部队得以通过。

何键很犯难。

两广要北上，并非湖南一条路，他们为什么不从福建走呢，偏要来借我湖南的道。

除了怕被夺地盘外，何键还怕对方报私仇。

须知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是由桂系扶上马的，结果他却反过来附蒋击李，“背叛”了桂系，现在就算李白不提，何键自己也不敢把这笔陈年老帐给完全抛在脑后。

谁知道“借道”的桂系会不会趁机搂草打兔子，既抢自己的地盘，又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那么不借——

两广第一个打的就是你，因为你挡了他“抗日”的路，打了都白打，最后地盘一样保不住。

借——

老蒋肯答应吗？立马就会出手进行修理。

显然，两个菩萨，一个都得罪不起。

（691）

何键激凌凌打一个冷战。

而今之计，只有暗里通报老蒋，告诉他：我是向着你的，明里则让老蒋去和两广直接交涉，到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自有个子高的去顶着。

于是他便委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为特使，专赴南京向老蒋讨计。

可是老蒋拒不接见。

不接见自有不接见的理由。

此前老蒋曾派陈诚到长沙，劝说何键拥护中央，可那时候何键怕两广反过来打他，所以不敢表态。

现在何键自己急了，要老蒋救命，可老蒋不愿搭理他。

你怕惹祸上当，难道就不担心给我惹麻烦？省秘书长到南京，这样一个高官过来，动静又搞得这么大，两广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两广的激烈反应，况且何键并非蒋之嫡系，陈诚第一次去的时候，立场就没交待清楚，这时候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如何能够随随便便安排见面说话呢。

何键脑子不笨，特使为什么会被拒，仔细一推敲就捉摸出味来了。

看来是派的这个特使不合适。

那就改派一个合适的。可是选谁呢？

这个人不能引起两广的注意，那就不能是湖南政界的常客。

但是，他又要为老蒋所接受和信任，那就不能是一个陌生人。

何键反复梳理，终于梳出了一个人——刘廷芳。

此人是个留学生，素来与军政两界都无瓜葛，可是他在经济领域却是个干才，曾协助杨永泰创办矿业管理机构，很为老蒋所赏识。

就他了。

刘廷芳的专车一离开长沙，立即就引起了两广密探的注意，并一路跟踪至武汉，而刘既非寻常政客，也没这么多的心计，所以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盯梢。

他到武汉，是因为可以在这里包乘一架水上直升机至南京。这样速度快，又能掩人耳目。可是到了机场，刘廷芳一摸口袋，才发现糟了：由于走得太急，身上竟然没带够银两！

包架飞机是什么概念，岂是三瓜两枣能打发的。

得借钱。

刘廷芳在汉口当地矿业局有一个熟人，其人也是个留学生，同样不问政治，跟他交情不错。

于是，刘廷芳就让司机把车开到矿业局去。

对方是个爽快人，听说要借钱，马上就到银行去取。这中间就多出了一个时间段，盯梢的那位久不见人出来，自个给自个做了解释：敢情这姓刘的真是到武汉来出差的啊，那还有什么盯头？

回去复命。

一个意外，却使刘廷芳奇迹般地“自动”甩掉了尾巴。

刘廷芳拿了钱，包了飞机，这么着，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到了南京。

“书生”一来，老蒋放宽了心，第一时间便安排见面。

在听完刘廷芳的陈述之后，他确信何键不敢造反，不由大大松了口气。

现在仅需合中央和湖南之力来共同对付两广了。

策略也很快制定出来：杀鸡给猴看。

鸡者，广东陈济棠。猴者，广西李白。

（692）

蒋桂之战时，老蒋用的最妙的就是“窝里反”招数，这次又要靠它建奇功了。

当年负责反间的是杨永泰，而到“两广事变”，老蒋起用了蒋伯诚。

蒋伯诚这个人资历很深，几乎跟蒋介石同时出道，在去广东之前，任总司令行营总参议，也是老蒋身边的著名策士之一。不过他的特长不是像杨永泰那样给“主公”献锦囊妙计，而是做“卧底”，堪称民国最大牌的卧底。

他蛰伏广州早非一日。平时没别的事，就是跟陈济棠的一帮手下搞关系，套近乎。

广东高层内部的关系，正是陈济棠的最大软肋。

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得往回看：陈济棠自己是靠什么上来的。

还不就是蒋桂战争的时候，舍老领导李济深于不顾，抢班夺权过来的吗？

历史常常要轮回，好比赵匡胤给手下大将黄袍加身后，他最忌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曾扶他上龙床的部下，唯恐这帮小子野心一膨胀，也给自个定做一件同样的袍子。

陈济棠也是如此。他特别怕将领们有样学样，跟他赶李济深下台一样，如法炮制，也把他给出卖了。

一个“宣誓仪式”都要搞得那么神经兮兮，说到底，还不是对部下不信任。

粤军第一军军长是余汉谋，他本来应该是陈济棠的左膀右臂，可陈济棠却对他最不放心，专门在陈家对面造了座新房子，派“狗仔”整天趴在屋顶玩“偷窥”。

余汉谋原先被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内情，自然是气得不行。

除了余汉谋这样的左右手，对其他大小将官，陈济棠也没一个放心的，都要派“狗仔队”在后面远远跟着。

据说某天，几个高级军官跑到外地去玩。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一个人知道。谁想正玩得高兴，陈济棠竟然翩翩而至。

对着这几个目瞪口呆的家伙，“陈总司令”乐了：你们到哪里，我会不知道，小样！

由此，搞得人心惶惶，大家平时打照面都不敢多说话，只能以目而视。

到了发动“两广事变”前夕，陈济棠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他让自己的那位“风水哥哥”陈维周当广州卫戍司令。

陈维周也就是个平时吹吹牛，装神弄鬼的料，连枪也不会放，却一下子跃升这么高的军职，如何能让军官们心服。

陈济棠处心积虑，挖空心思提防着手下人，就怕他们造反。可是，防反防反（防止造反），防到最后，部下们却都被他逼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9日，中央军2个师从武汉进入湖南，并迅速开至衡阳。

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军的动作如此之快，一时间手忙脚乱，不得不将入湘部队撤回各自境内。

眼见情况不妙，两广急了，一边策划新的“抗日游行示威”，一边不停地给老蒋打招呼：我们是去抗日的，你不同意，不“谅解”我们，那我们把兵撤回来还不行吗。

没这么容易，老蒋此时已下决心一劳永逸，永除后患了。

一个星期后，增调中央军2个师到湖南。

又过了一个星期，再派2个师至湘桂边境，福建也整兵待发。

外动，是为了促内变。

蒋伯诚这颗“定时丨炸丨弹”开始爆炸了。

（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