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王本是与热河接壤的内蒙锡林郭勒盟的一个副盟长。盟长不是他，是索王，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策划“满蒙独立”，最初竭力要拉拢的也是索王。

索王毕竟经历的时事多，他派人一打听，说是日本人厉害得很，如果跟这些人合作，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因此就没上当。

与索王相比，德王年纪轻，天天做着梦都想掌权，而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想靠自己爬上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靠谁呢。靠南京政府？

老蒋对于这个后起的少壮派倒很是看重，但却始终存有戒心，既担心他像外蒙一样闹独立，又怕他投日，所以迟迟不肯授以实权，更不愿意帮他扩充军事实力。

靠两广？

胡汉民送了一堆签名、赠品和一封表示支持的信，可除了这些，就什么都没有了。

转来转去，要想发达，还得靠日本人。

德王有意，日人有心。

关东军的一帮阴谋高手，从松室孝良，到土肥原，最后到田中隆吉，都变着法地来撺掇德王：人家溥仪都能建“满洲国”，你脑子也不比他笨，成吉思汗的后代嘛，当然还要更为英武一些，去吧，收回你的“蒙古故土”，也建立一个轰轰烈烈的“蒙古国”。

在经历“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后，李守信伪蒙军一马当先，跟在日本人后面，赶走了29军，轻而易举地就控制察东。

德王有“政治”，李守信有“军事”，背后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日本主子，于是一拍即合，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德李二人，就是日本人继“满洲国”后推出的又一批当家小丑。

拿下察哈尔就算了吗，当然不是，如何这么容易满足，那也就不叫日本人了。

他们一不作二不休，看上了绥远。

但是绥远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这里，此人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早在长城抗战时就让日本人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善守，因此他们在“攻”之前，还是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板垣、多田骏、松室，又都一窝蜂地跑到绥远，意思是让傅作义也步溥仪和德王的后尘，创造性地搞一个“绥远国”。

要是老傅不答应呢，很简单，“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哪来的往哪去，那架势真是要多狠有多狠。

继察哈尔之后，绥远周边也狼烟四起，危机重重。

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的老蒋不会不明了日本人的用心。早在这年春天，当阎锡山恳求他出兵山西时，他就一口应承下来，并且一下子就抽出了中央军5个师入晋，其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既要对付东征红军，又要防备日伪军进入绥远和山西。

当时老阎还希望老蒋能派更多的部队进入绥远，但后者却迟迟未动手，原因是老蒋作出判断，日本该动手了——不是对山西动，而是对苏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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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阎二人，一个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另一个却只能做做山西的“土皇帝”，缘于两人站的角度和看问题的眼光就有很大不同。老阎看到日本人一个劲地朝绥远和山西拱过来，着急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老蒋却看到，日本人着急着西进，似乎还大有深意。

他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反赤”，打苏联吗，这是不是要通过绥远，形成对苏联的包围之势呢？

那位说了，咱们不是决定“联苏制日”，而且已经跟苏联人讲好，要签约了吗，怎么又动“苏日混战”的歪歪念头了。

无它，形势又变了。

本来中苏是要举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约谈判了，笔墨纸砚都准备得好好的，可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干了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一份协议，叫做《苏蒙互助协议》，有效期十年。

互助协议与互不侵犯协约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差别，但区别可不小。如果是互不侵犯，就等于大家相安无事，我有困难，你有条件就帮帮我，而如果是互助就不一样了，一旦有第三方打我，不管具不具备条件，你都必须帮我打他。

外蒙当时虽已实质性独立，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如果你不允许他独立，出个兵啊什么的，苏联就会帮着外蒙一道打我们。至少十年内都是如此！

中方当然大为不满，提出抗议。

可是苏方也有说法。他们对老蒋真真假假地应付“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想不通。

如果答应，那就说明你和日本站一块，在外蒙“共同防赤”，是要合起来“侵犯”我的，那我还跟你搞什么“互不侵犯”。如果不答应，你就要坚决一点，断然拒绝，可是我却看到你们外交部还在跟日本人进行“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搞不清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所以咱们一时也没法谈合作。

“联苏制日”既然搁浅，老蒋不得不再次回到“藉日制苏”上，即诱日西进，让日本去打苏联。

阎锡山仅仅把绥远看作是地盘，老蒋却把这里看作是日本对苏作战的必经要道。

他们要到外蒙去，你得让给他一条道嘛。

老阎希望老蒋派人马去绥远设防，老蒋却推托说就算中央军去了也无济于事。

绥远一带，尽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工事都建不了，日军要是真的大举来攻，我们是防不住的。

那么怎么办，难道放弃？

非也。

假如是“小敌来扰”，也就是伪蒙军那帮小兔崽子来捣乱，没什么客气的，“迎头歼灭之”，打得他们一个不剩。

但如果是“大敌正式来攻”，换言之，就是日军大举出动，则另当别论。

我们把守据点就可以，而且不用每个据点都守，看着那些最重要的就行了。

打个比方，仿佛竹篮入水，只要篮把子还被我们牢牢抓在手里，有再多的水都可以让它自己漏掉，这就叫做“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这个篮把子得提多久呢，老蒋说，三个月，只要固守据点三个月，则“事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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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老蒋的气质越来越象牛鼻子老道了，莫非他自己也能做出“锦囊”？

老蒋的“锦囊妙计”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赌日军之所以进攻绥远，不是奔着绥远来的，而是朝着外蒙去的。

不久之前，大家对于《苏蒙互助协议》的签定都很气愤。老蒋却从“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看啊，日本也想得到外蒙，但现在只要他一碰外蒙，苏联人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到时候，日也争外蒙，苏也争外蒙，一个“狭隘横暴”，一个“狡诈疑忌”，是肯定要演出一场狗咬狗的好戏出来的（“倭势西进愈力，则俄取攻势亦愈速”）。

因此，对于绥远，不能全部放弃，但也不能处处设防，应取其中——把日军通向外蒙的路留出来就OK。

老蒋又开始想美事了。

日本人要是在外蒙跟苏联打起来，我正好在他背后，若是暗地里助“俄”给他一刀，他能受得了吗？

所以他得求我。

老蒋的眼前浮现出日本那可怜巴巴的神情：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真是让人兴奋啊，你也有今天。

老蒋兴致勃勃地继续想像着，他们会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

最希望能把东北还给我，那样的话，我就豁出去，不跟苏联，而是跟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

当然，老蒋也不是一个只会做白日梦的空想家。他同时做了一个更坏的打算，那就是日本人一时还舍不得把东北吐出来。不过至少下面这个条件，他们是一定肯先让出来的——废除《塘沽停战协定》，冀东、察东的所谓“非武装区”也相应撤消。

如此，我就可怜可怜他们，允许在“日苏之战”时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之接济”。

那样的话，以条件易条件，要我跟你们签约就别想了，说不定我会去偷偷地跟苏联人签。到战争分出胜负，你们日本残了（这几乎是必然的），东北，甚至台湾，我照样可以收回来。

可是，老蒋的这个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日本仍然不愿意轻易去与苏联“硬碰硬”，你占外蒙，我就夺内蒙，似乎分工还分得挺好，没有一点要打起来的意思。

更让老蒋坐卧不安的是，日本人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他们通过操纵中国人就能部分或全部达到目的。

在察北，德王为了“蒙古建国”，已经在敲锣打鼓，闹得不亦乐乎。

在冀鲁，一个“两广事变”，就看出宋韩二将心怀叵测，随时有脱离中央闹独立的倾向。尤其是萧振瀛被迫出走后，老蒋更是时时担心宋哲元把持不住自己，会叛己投日。

这时候要是让德王继续放纵下去，盘踞绥察，无疑是鼓励宋韩的“变天之志”，彻底动摇华北的军心民心。

绥远，看来不守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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