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郑重地告诉有吉，如果华北“发生事故”，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天，广田根据谈话内容，向土肥原发去电令，要求“华北工作”采取“轻度自治”：蒋介石在“广田三原则”上已经软了下来，说可以商量，这个敏感时候，你千万别在北平那里搞得过猛，以免把好事给搅黄了。

同时，他还授以机宜，让土肥原一开始不要胃口太大，别整天想着要把华北和山东都一口吞下，可以先从冀察两省开始，慢慢吃，别着急。

土肥原只好“避”重就“轻”，避开宋哲元和韩复榘，跑到天津找殷汝耕去了。

此前冀东的派驻专员，除了殷汝耕，还有一个唐山的陶尚铭，后者曾做过张学良的日文秘书。由于陶尚铭不肯附从于日本人，结果遭到日方和殷汝耕的联合排斥，只得辞职走人。他一走，冀东大权尽操于殷汝耕一人之手。

几天后，殷汝耕降下青天白日，重升五色旗，在华北第一个搞起了“自治”政府。

冀东“自治”的实现，使土肥原立刻又兴奋起来。

领导就是比咱聪明，说要一点点来，果然就见了成效。

第一波“华北自治”刚刚退潮，马上又扑上来一个小浪，土肥原做特务的本事，果非板垣辈能比。

老蒋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必须拿出新的应对之策。

单靠宋哲元，恐怕真的“维持”不住，看来还是得像“河北事件”以前那样，再派一位大员去华北坐镇，重建中央权威。

派谁去呢？

黄郛肯定不行。他此时身体已极差，再不能帮自己的义弟“尝甘苦”了，同时他也深知，如果自己不在，政整会这样充斥着各类“日本通”的临时机构，很可能走向反面——果然，除殷汝耕之外，王克敏、李择一、殷同等人后来都排着队做了汉奸。

既不能为我所制，岂能为倭所用，在多田骏上任的当天，黄郛即密电老蒋，要求速下决心，结束北平政整会。

一个星期后，行政院发布命令，正式撤消了政整会。

与政整会相比，北平军分会则是另一码事，在何应钦走后，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于是，老蒋也发个命令，宣告军分会寿终正寝。

两个机构没了，一个原先的负责人不能去，老蒋便盯住了另外一个负责人。

这个人自然还是何应钦。

可是何应钦再也不肯去北平了。

老蒋先是“晓以大义”，在无效之后破口大骂，甚至对何应钦说，不就是让你去北平出趟差吗，有那么可怕？你要是这么怕死，就不用再当军人了！

何应钦却偏偏来了犟脾气：不当就不当，打死也不去。

这下老蒋倒真的没了办法。他也知道何应钦不去有不去的道理。

咱们抛开被骂成“卖国贼”这一节不说，现在华北不光是对付日本人的问题，平地又跳出了一个宋哲元，那人占山为王的心也很重，不比日本人好打发，自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过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如果说“河北事件”前后的北平，对何应钦来说是龙潭虎穴的话，现在就等于是龙潭虎穴的平方了（“事态变化，殊难逆料”）。

老蒋正在想办法准备再哄一下，华北忽然风云突变，第二波大浪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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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次的“华北自治”已经缩小了范围，成了“冀察自治”，可来势比第一波还要猛，因为在后面掀浪头的，不光土肥原，还有日本政府，不光日本政府，还有——宋哲元。

日本政府认为老蒋出尔反尔，刚刚还说你个人同意“广田三原则”，大家要坐下来谈的，转过脸就反攻倒算，竟然要拿“我们的殷汝耕”是问了。

告诉你，我们认为殷汝耕做得不错，是华北与“满洲国”合作的好榜样，如果你要逮捕的话，我们日本政府决不会答应。

话音刚落，天津驻屯军就占领了天津车站和机场，这回看样子真有要动武的心了。

宋哲元的反应尤其让人瞪目结舌。

在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的同时，老蒋对宋哲元也做了考虑，让他当冀察绥靖主任。

宋哲元却两次发来电报，要把这个刚刚拿到手的官帽给辞掉。

土肥原在旁边看得真切，大乐。

这回好，第一波时的障碍都自动消除：政府支持了，出兵不是没有可能；宋要权索位，正是可资利用的机会。

他再次向宋哲元发出通牒：冀察两省先“自治”，最迟30日表态。

接到通牒后，宋哲元给老蒋发来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很隐晦，他说现在啊，华北的形势真是复杂，大家也各说各的，有的说要“自决”，有的说要“自治”，我的看法嘛，“因势利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宋哲元让老蒋拿一个“慰民望定民心”的有效办法出来。

大家都不是傻瓜，看完这封电报，全明白了：某人已经准备跟南京政府一刀两断，敲开“自治”之门。那话里话外，竟然还有了借日人来胁迫中央的意味。

老蒋岂能看不出来。这第二波浪，看来是无论如何难以化解了。

此时的华北形势，可用三段论进行概括。

第一段：非常危险。

第二段：险恶万分。

第三段：朝不保夕。

一段比一段惊险，再不把何应钦弄到华北去，那里眼看着就再无任何指望了。

在讲道理无用，激将法无效的情况下，老蒋改用迂回侧击的办法，动员林森等元老反复去做何应钦的工作。

看到实在无法推，何应钦只好勉强答应，再赴北上走一遭。

老蒋也知道何应钦此行不易，可这种时候，除了何应钦，谁还有能力，或即算有能力，又愿意去华北干这趟差事呢。

临行前，他对何应钦北上的结果其实已有预感，交待给何应钦处置华北事务的几条原则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你能站得住脚是最好，倘若不行，就依照西南的样式，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简称“政委会”），让宋哲元做委员长。

反正无论如何，最低限度就是保住平津的领土主权，哪怕是由宋哲元掌控，在此之外，如果“日军仍进占平津”，那就没办法，“只有出于一战”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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