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土肥原再放狠话：就差2天啦，再没什么动作，我们关东军可真要过来了。

知道来多少人吗？

5个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这哥们也真会编，那日本当时一共才17个常备师团，一下子来11个，准备都不要准备，亏他吹得出来。

宋哲元派萧振瀛找到土肥原，希望能够再拖上一拖。不料土肥原凶相毕露：搞什么搞，姓宋的不自治，那到时候我们自己在华北进行自治，还不信了，我有这么多部队，自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萧振瀛回来照实一说，宋哲元大惊失色，感到日军这回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长城抗战，日军只不过出动了2个半师团，就在华北克竟全功。现在一下子上来5个，是原来的2倍，仅靠29军肯定挡不住啊。

他赶紧向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日本人逼得实在太急，即使20日这一天我能硬着头皮挺过去，也至多只能挺个两天而已，到时候恐怕真的不能不宣布“自治”了（“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

当时外交部在北平有特派员，此人进一步向南京证实，宋哲元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能幸免”。

韩复榘和商震都分别接到通知，宋哲元让他们到北平去“协商”。

协商什么？

商震偷偷地告诉老蒋，此次宋氏邀他去北平，十有八九就是去谈“自治”的事（“不外促新组织之实现”）。

在华北四巨头中，数商震的力量和胆量最小。事情明摆着，做华北的头没他的份，不“自治”，日本人要对付他，“自治”的话，老蒋又饶不了他，也就是说，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风险与收益都极不相称。

因此商震只能以生病为由来敷衍宋哲元，迟迟不肯起身，同时给老蒋打小报告，以示自己的“清白之身”。

华北的空气一下子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由土肥原带来的第一波“自治”高丨潮丨排山倒海，如骇浪卷来。

宋哲元“来电动摇”，韩复榘“态度可虑”，这让身处南方的老蒋感到，如果不把这股浪给打下去，宋韩已经不是能不能“维持”的问题，都快要身不由己滑入水中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9日，即宋哲元发来有关他“不得不屈服”的电报的第二天，老蒋在国民党五大上作对外关系报告时，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牺牲”，这些词汇就等于在华北立了一块界牌，上面写着：绝不容许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要“和平”，但是如果你们硬要越过底线，那我就不会再退让了，是战是和，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对外。

对内，老蒋执剑在手，嗖嗖嗖连出三招，以压服华北那两个动摇不定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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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威慑。

不是威慑日本人，而是威慑宋哲元和韩复榘。

在首府南京附近集中了几个中央军主力师，举行军事大演习，其中的一部分还装模作样地向陇海线火车站集结，车站也积极配合，调来好多辆军用列车，给人一看就是一副要到北方去打大仗的架势。

话挑明了，如果你们这两个“华北巨头”真的要投向日本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不管什么理由，肯定手起刀落（“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

第二招：敲打。

奉蒋之命，何应钦按难搞程度的不同，给商震、韩复榘、宋哲元三个人各分一电。

给商韩两人的：“华北自治”不是中央的意思，那是关东军和一帮驻华武官弄出来的，绝不允许。你们不要到北平去开那个会，不是什么好会（“切勿赴平与会”）。

给宋哲元的：中央对华北问题这几天就会拿出相应办法（“旬日以内，必有大体办法”），所以你能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20日的“北平会议”马上取消。

通过商震的小报告和宋哲元的“个人表现”，老蒋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宋阎韩商，最危险的恰是以前寄希望最大的宋哲元。

老阎早就从“自治圈”中全身而退，但靠他已经震不住华北的其他人了。另外三个人，商震不敢参加“自治”，韩复榘不敢带头“自治”，惟有宋哲元既有胆又有野心，正好日本人给他的压力又最大，这种情况下，他是极可能把持不住的。

因此老蒋在何应钦之后又格外“关照”，亲自发去多份电报，要他务必沉住气，站直罗，绝不能趴下（“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

第三招：情报。

老蒋让驻日大使馆动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弄清楚，这土肥原口气这么大，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动武了。

谜底在当天晚上就揭晓了。

驻日使馆连夜发来密电，告诉老蒋，土肥原的那11个师团都是没影的事，因为冈田内阁和元老们不同意关东军进入关内。

事实是，得悉华北事态紧急后，冈田首相立即邀集外相、陆相和海相，召开了三相会议。三相讨论的结果，是对“华北工作”采取缓进态度。

不是“华北工作”缺乏吸引力，而是担心引起国际纠纷。

英美等国在法币改革前后，已与中国达成谅解，法币改革本身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土肥原在华北四处点火，引起了英美等国的极度不满，称对华北“事态演变”，会予以“密切注意”。

同时，南京附近中央军的动向，也让他们担心，如果把老蒋惹急了，后者会不会真的不顾一切地把部队重新开进华北。

最后陆相林铣十郎直接给参谋本部打了招呼，要求不要让关东军贸然进关。

说实话，土肥原的上司南次郎本来还是很想派兵进关，给他助阵的。南次郎甚至已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去电报，拿“白银风潮”说事，一再强调这是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

现在光一个天津驻屯军已经不够了，人太少，所以最好能让关东军派兵进入“停战区域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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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混事有一套的老牌官僚，南次郎是绝不敢自己做主负责任的，人家可是一个“遵从圣命”的模范。

政府说轻易打不得，这个“圣命”来不了，南次郎也就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然，日本人投机的心态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要是土肥原能跟“河北事件”的酒井隆那样讹到“好东西”，日本政府也乐观其成，所以在土肥原未在华北得逞之前，他们是断然不会把这一态度轻易向中方公开或透露的。

收到电报，老蒋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崩的神经这才稍有松弛。

他随即给萧振瀛发去电报，让其转告宋哲元，土肥原不过是个冒牌货，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打仗的意思，喊打喊杀那都是他自己编出来吓吓你们的，因此千万不能再与土肥原进行什么“自治”谈判。

外面，土肥原的西洋镜已经被戳穿。

里面，老蒋磨刀霍霍，扬言谁“自由行动”就剁了他，商韩则干脆“隐身”，怎么喊也不露面。

宋哲元知道，“五省二市”的“总首领”暂时当不成了。

还是走为上吧。

一溜烟跑到自己在天津的住所躲了起来。

11月20日，时间到。

土肥原坐在家里，喜滋滋地等着宋哲元给他送来好消息。

来的是萧振瀛，“好消息”是：我们不想“自治”了，有关谈判自今日起over。

不可能啊。

土肥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难道你们不怕5个师团，不，11个“皇军师团”打过来？

萧振瀛摇摇头：不怕。

土肥原身子一软，蔫了。

等等，听我说，如果你们不“自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自己宣布“自治”的哦，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去。

可是萧振瀛已经走了。

土肥原慌了神，他到处找宋哲元本人，可是哪里也找不到。

让他更加沮丧的事情还在后面。

老蒋又出手了，此谓第四招：隔山打牛。

此前，在汪精卫躲倒的情况下，身兼行政院长之职的老蒋已通过派“赴日经济考察团”的方式，探过广田、近卫等日本要人的口风，就问一句话：你们究竟需要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谈？

广田嘟囔着说，你们老是搞那什么“二元外交”，一个推一个，汪推蒋，蒋推汪，都不想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弄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意在推缓”）。

老蒋说那好，现在汪也残了，蒋只有我一个。我来跟你们谈。

11月20日当天，老蒋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这是他掀起盖头，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外交上与日本政府进行碰撞。

有吉对中央军可能北上仍然心有余悸，一上来就要求老蒋千万不能把部队调到北方去。至于“华北自治”，那是地方上的事嘛，作为中央政府，不应该予以军事压制。

老蒋马上把他的话挡了回去：只要是违反国家主权的“自治运动”，我“均难容忍”。

接着，老蒋又虚晃一枪，声称对于“广田三原则”，他个人已经“全然同意”（注意是个人，而不是政府），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对老蒋来说，“广田三原则”就是一座山，他一时搬不走，却也决不愿意让这座山把自己给压住。

之所以要吊日本人的胃口，是因为要隔着这座“山”，打山那边的“牛”——华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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