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土肥原最初的设想，地方派系对中央的渗透一般都是排斥和反感的，宋哲元当然也不例外，对宣介溪被捕事件只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他想错了。

宋哲元得知消息后，马上就发了火，把桌子拍得嘭嘭响，说让日本宪兵队限时放人。

不放？

那我自己来，搜查平津特务机关。

如果还是找不到人怎么办？容易，以牙还牙即可。

把平津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连日侨也不放过，我不信他们不着急不慌神。

发完火，宋哲元就让秦德纯去跟日方交涉，同时传令各部队做好准备：有必要的话，先在廊坊把铁路和公路都破坏掉，让天津驻屯军进不来。

此前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宋哲元即使拒绝，也一般采取“婉拒”的方式，然而这次异乎异常地表现了强硬一面，令土肥原吃惊不小，只得让宪兵把宣介溪放了出来。

但土肥原并不只是退，他趁“白银风潮”的契机，又往前进了一步。

所谓“白银风潮”，跟币制改革其实是同义词。

中国的对日抗战，事实上是经过全面而认真的准备的。除军事备战外，不太为人所知的还有精神和经济的准备——新生活运动与币制改革。

对于老蒋首倡的“新生活运动”，我看到过的很多评价都对此不以为然。几年后，老蒋自己也认为“新生活运动”搞的“非常失败”，基本上什么都没弄成。

然而就老蒋当时的出发点，是把这一“运动”作为抗战的精神支柱来认同的。

老蒋本人对日本的心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觉得日本人尤其是军人政客做事的方式特别不上路，十分讨厌，另一方面又对这个还没中国四川一省大的小国所显现出来的国民精神啧啧称赞。

老蒋经常给他的黄埔学生讲自己在日本当实习兵时的一段经历。

寒冬蜡月，天冷得受不了，但是谁也不允许呆在屋子里，到哪里去呢，到户外马棚子里去。干什么？用草给军马擦身子。马擦热了，人浑身也热了。

老蒋说，这就是一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所以日本人老是打胜仗。你们没有这种精神，所以老是吃败仗。

训完了学生，又去训国民。

还是拿他的留日经历做例子：

兄弟在日本的时候，经常看到车上，路边，大人小孩捧一本书看。

什么书这么好看呢？

告诉你们，既不是肥皂剧也不是连环画，里面讲的都是王阳明他老人家说过的话——“致良知”！

老蒋终于把日本的这种精神给提炼出来了，仔细一看，却原来还是从我们家里搬过去的宝贝。

有“中国讲史第一人”之称的黎东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王阳明，整个大明朝将跟元朝一样，在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正是这个罕见的全能性大儒，在他个人的奋斗生涯中，发现自己身上竟然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把它发挥出来，施之于“行”，则修身治国平天下，皆易如反掌耳。

在老蒋看来，这本来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武器，咱们不用，给他们拿去当枪作炮，反过来还把我们给打败了。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们也要“致良知”，这就成了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

（650）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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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国民党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中央“开放政权”，里面就多少隐含着为“自治”埋伏笔的意思。

日本人立马从里面闻出了味道。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认为，宋哲元的这个电报，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他赶紧跑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工作”，让后者依样画瓢，千万不要错过“华北自治”这趟快车。在宋哲元的“激励”下，韩复榘也跟着嚷嚷“宪政”，要南京政府“开放政权”。

离土肥原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从中央到华北地方都很紧张，因为看样子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杀到眼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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