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对做奴才情有独钟的兄弟，个人品德自然是谈不上。他在沪期间也是吃喝嫖赌，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时间长了，欠了别人一屁股债。

他要躲债，便让唐有壬举荐他到北平政整会去做事。据说黄郛并不喜欢殷汝耕，但一者当时对日谈判的干员缺乏，二者对方又是出自外交部次长的力荐，便让他来政整会做了个参议。

殷汝耕虽然品德极其恶劣，不过能力多少还是有点的，公平地说，他在对日谈判中也确实出过些力，因此后来被南京行政院任命为通县区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作为非武装区，除有隶属河北省政府的保安丨警丨察队负责治安外，还在通县和唐山专设了两个专员公署实施行政管理，其中通县的专员就是殷汝耕。

黄郛在时，殷汝耕只不过是只小泥鳅，纵算有心也蹦不出多高的浪花，等到黄郛一走，华北局面波谲云诡，这姓殷的就开始不安分了。

土肥原是吃什么饭的，他一眼就看出，殷汝耕是个“真正的亲日派”，说服他下水不成问题。

果然，土肥原一上门，没用多大力气，后者立马就“归顺了皇军”。

“收伏”殷汝耕后，土肥原信心大增，转而在宋阎韩商四人中物色人选。

看来看去，他看上了宋哲元。

宋哲元之所以能够“荣幸入选”，是因为他其时掌控北平，此地为华北重镇，又直接毗邻“满洲国”，相对于华北其它地方更有“价值”。

土肥原还有一个用意，也可以说是个幻梦，那就是一旦宋哲元也下了水，就可以与冀东的殷汝耕联成一道，到时建立一个新的“华北国”。对“华北工作”而言，此举“最为理想”。

说干就干，兴致勃勃的土肥原当即给关东军司令部报了一份“务期必成”的工作计划。在计划中，他说一定要把“宋哲元工作”搞出了个头绪来。

时间：最迟在11月中旬。

可是“宋哲元工作”的难度却大大超出了土肥原的想像。

土肥原写工作计划的时候是9月份，他在北平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由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

声明在先，一旦“自治”，少不得由日本进行“援助”。

宋哲元说好，非常好。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下文。

土肥原知道对方又在重复跟多田玩过的那套“八面玲珑的手腕”了。

觉得“自治”难度高，整个盘子拿不下来，那我就一刀一刀往细里切。

10月份。土肥原转赴天津，一连抡过来三刀。

第一刀要在政治上切块：凡是南京方面任命的官员，你们要一慨让他们滚蛋。

第二刀要在军事上开口：我们日本在华北驻兵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

第三刀要在经济上试刃：我们帮你筑路开矿，你们要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宜我们，打击英美。

宋哲元知道这三刀的厉害，他让秦德纯替他作答。

秦德纯吃过土肥原的亏，对这个日本土匪深恶痛绝。他把土肥原的三刀接住，然后又掷了回去——

经济上的那些嘛，可以讨论，不过我们是地方政府，无法自专，必须“呈中央核示”，打个报告让领导批准。

政治军事就不一样了，事情太大，关系到国家主权，那是连谈都不要谈了。

土肥原一听，经济可以讨论，那就有门啊。先从这里找个泉眼。

（643）

他便开始拿“经济合作”来缠宋哲元。

29军高层从“秦土协定”中得到了教训，哪里肯直接应招。见秦德纯一时应付不了，宋哲元就把最擅长此道的萧振瀛推了出来。

对着土肥原，萧振瀛直截了当地揭了“经济合作”的真面目：什么合作，你那明明是侵略嘛，怎么可以办呢？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讲话这么“坦率”，等于见面还没问好，就先扒了他的裤子，脸腾地就红了。

敢“侮辱”我，找死。

土肥原马上拔出枪对准了萧振瀛，想吓吓对方。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士”模样的萧振瀛竟然也立即拔出枪，丝毫不差地对准了他的脑袋。

萧振瀛表现得比土肥原的气势还要盛，火还要大：想单挑吗，到外面去练，今天不干死你，我就不活了（“汝欲决斗耶，可出室外决，不死不休”）。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来真的，连你死我活的一套都拿了出来，连忙乖乖地把枪收了起来，同时又换上了一副笑脸：开个玩笑嘛，不要紧张。

再看萧振瀛，脸上也立刻堆满了笑：家伙，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难道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振瀛真的跟土肥原做起了“哥们”，跟他称兄道弟，亲热的不行，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土肥原作纪念。

但“友情”归“友情”，到了谈判桌上，一说到实质性的东西，萧振瀛马上就会变脸，没有一点客气的。

土肥原这个老特务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跟萧振瀛这样的人打交道，土肥原的确没有什么脾气。因为对方就跟个弹簧一样，要紧可以紧，要松可以松，既风雨不透，又让你发不得火，找不到空子。

连着两个月，土肥原都未能在宋哲元身上打开缺口，他的“华北工作”也因此无法向前推进半步，一时间大为懊恼。

就像开展竞赛一样，对“宋阎韩商”，日本人一直在拼着命拉，老蒋这边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如果套用战国策，土肥原用的是连横，而老蒋就只剩下了合纵一条路可走。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在日人的挑唆利诱之下，“宋阎韩商”会倚“暴秦”（现在是暴日）之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甚至形成当年中原大战时的局面。

那样做的结果，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大家一齐完蛋，而日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中原大战时起头的是谁？

自然是阎老西。

要是他再来起这个头，那就不得了。

因此老蒋在“宋阎韩商”这一板块上首选的敲击点，与土肥原不同，他没有直击宋哲元，而是找了阎锡山。

（644）

就在土肥原甩他那“要你命三刀”的时候，名义上是要到南京去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蒋介石，却绕了一个大弯，跑太原去了。

到太原自然是为了要见“伯川大哥”。

在中原大战前的“削藩策”中，老蒋的首席军师杨永泰曾告诉他，要对付阎老西，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政治战，也就是给以政治地位，用封官许愿来笼络住对方。

老蒋这次仍然沿用这种办法，亲口向老阎承诺：如果你能把大伙都撮合到一块，不是带着头反我，而是带着头拥护中央的话，我就让你在北方做大哥，把华北的外交和财政权都交给你。

老阎是个乖巧人，岂有不笑纳之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老蒋昔日的死对头——老阎和老冯都应邀出席了会议，不仅自己来了，他们还联名发电报给两广的陈济棠和李宗仁，让对方也来南京。

阎锡山此举无疑让老蒋大受鼓舞。

能够表现得如此“态度光明，意志坚定”，那就说明老阎再不会搅到“华北自治”那个是非圈里去了（“可断定其决不为日方威胁利诱所能屈也”）。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却出了一件令老蒋始料不及的大事。

按照规矩，全会开幕式结束后，有一个中央委员合影的环节。一干人等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已摆好了pose，就等一个人来，可是在千呼万唤之后，那个最重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此人当然就是老蒋。

对没有参加合影，老蒋自己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因为他在门口见到了一个日本人，其人鬼头鬼脑，似乎就是候着他来的，这使他一下子起了疑心，便不肯再去拍照留念了。

另一个解释，是说会场秩序混乱让他没了“与众同乐”的雅兴。

老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由于大家都不遵守纪律，交头接耳，以致会场秩序一团糟，他为此很生气（“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

国家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这么自由随便，让老外看见了成何体统，难怪日本人要一个劲地欺侮我们了（“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

其实国民党就那个样，从它创立开始，一贯如此，属于有名的自由散漫的党，并非今天才开始“乱”，同时老蒋自己也看得过于认真了一点，毕竟与会代表都来自天南地北，平时难得见上一面，聊个家常，客套两句，似乎也谈不上多么“有辱国体”。

再说那个老蒋偶遇的日本人，从事后来看，亦不过是个想找老蒋掏点料的新闻记者而已，鬼头鬼脑云云，纯属老蒋一个人的臆想。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老蒋此时眼中的“纷乱”倒可能更多地出自于他内心的“纷乱”——还在烦华北那些事呢，这也导致他看到日本人就产生出本能的不安。

有了这两条原因，老蒋遂不顾大家的情绪，宣布“罢影”了。所谓无组织无纪律，那也就是说说别人的，轮到他自己则另当别论。

不过这却救了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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