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老蒋就借着让秦德纯来庐山进行汇报的机会，跟秦德纯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

毫无疑问，谈话不可能回避秦德纯的过失。

但是如前所述，老蒋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责任都揽在了“中央”身上。不仅如此，他对29军主动进入北平，支撑华北危局还大加称赞。

在这次谈话中，老蒋告诉秦德纯一个“心中的秘密”：日本人现在的目标就是华北，打是肯定要打，只是我们没准备好，一时还打不了。我现在把令牌交给你们军长宋哲元，让他在华北帮我“维持”，而且“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

老蒋最后叮嘱秦德纯，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一个宋哲元知，绝不能向其他局外人泄漏（“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按照老蒋的用意，他是想通过这种“推诚相见”的态度和办法，来感召秦德纯，使之影响和改变宋的态度。但从后来事态的进展来看，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原因就在于秦德纯不像萧振瀛，他缺乏后者所具备的那种魄力和担当，大部分时间都畏首畏尾，看“主公”的脸色行事，如此怎能成就大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28日，老蒋在重新回京主政后，正式发布命令：宋哲元接替王树常为平津卫戍司令。

换一种说法就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势力从此真正扫地以尽，代之而起的是29军，且得到了中央的正名。

王树常事前一无所知，事后当然很不高兴，但大家争权夺利，靠的还是实力说话，因此他纵使不满，也自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随东北军一道撤出平津。

在华北诸侯前四强（山西阎锡山、北平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保定商震）中，此时的宋哲元在实力上已足以与阎锡山比肩了。

“华北工作”的第二任负责人多田骏到任后，认为他要重点搞定的就是以上这四个人。

不是吗，宋阎韩商，都是纯实力派，有人有枪有地盘，虽然分开来还没有能跟中央单挑的实力，但合一块却并不缺乏与之对峙的资本。

于是多田骏就对他们喊：小朋友们，如果现在让你们“与满洲紧紧握手”，在华北建立一个“不仰承南京中央政府鼻息的新中立政权”，大家说好不好？

你们放心，不要怕“和蒋介石有磨擦”，我们日本一定会予以“充分支持”的。

“小朋友们”鼓掌欢呼，都说好，而且表情绝对真挚。他们同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绝不排日，不仅不排日，还很友好哩，甚至对于“满洲国”这个小弟弟都可以顺手帮上一把。

四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拍了胸脯：对建“新政权”这件事，只要他们另外三个人赞成，我绝无二话，一定“充分合作”。

多田骏简直要乐晕了。“华北工作”很好搞嘛，有什么难度？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四诸侯”答应得很好，但实际没有一个人行动。

（640）

一圈转下来，多田骏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等于是做无用功。

这四个人都可以算是民国名利场上百炼成精的老狐狸了，虽说打仗不一定打得过日本人，但论忽悠的本事，多田骏没准还得朝他们磕头认师父呢。

反正一句话，我不得罪你，咱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什么“新政权”，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敢第一个上去碰这个高压线的。

秘密拉拢不行，多田骏就开始公开喊话。

他自己弄了本小册子，题名为：对华之基本观念。

在这本小册子里，多田骏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建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旗号。

如果是自己在家编书那肯定是没意思的，多田骏选择了把它放到“网上”——请平津的日本新闻记者吃饭，一边吃，一边发小册子。

这次几乎就是倚着他家大门口，扯开喉咙朝大街上喊了：“华北五省”，你们快自治吧，“华北人民”，你们快“自救”吧。

多田骏认为，他这招很高明：“巨头们”不敢出来搞“新政权”，恐怕还是怕我们日本不出手相助吧，那我现在把事情说得这么明白，你们总不该再犹豫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手弄巧成拙，目标实在太过明显，引起了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提出交涉。

这一下日本军部和外务省措手不及，只好把责任都推到多田骏身上，说这本册子都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玩玩的小玩艺，纯属自娱自乐，完全当不得真（“个人所交付参考之小印刷物”）。

多田骏哑了火，把另外一个日本人乐坏了。此人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

天津驻屯军看来还是不行，看我的吧。

一向抱着得过且过心理的南次郎这次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手下的那个土肥原现在很给他争气，“内蒙工作”干得那叫一个漂亮。

南次郎要把土肥原派到华北来。多田骏却不甘心让关东军抢功——不需要你们关东军派人来，天津驻屯军自己就能够搞定。

南次郎暗笑，都已经输一局了，嘴巴却还犟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回答多田骏：我派人是有理由的。

你那个建立“新政权”的想法很好，不过里面应该有我们关东军的要求才完整嘛，另外我把土肥原派过来，也是帮你，是为了“密切两军的联系”。

这土肥原，你千万别以为是送给你的啊，我才不舍得呢，那是借的！

不管多田骏多么不情愿，土肥原还是以“协助多田”的名义到了天津。他一来，“华北工作”的负责人自然易手。

与多田骏相比，土肥原毫无疑问是日本特务里面的高手。

他听多田骏一讲，就知道这哥们其实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做着无用功，如此推进“华北工作”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究竟怎样推进，一时之间，他自己也没有多少胜算。毕竟倒在这条道上的人太多了，从“老伙计”板垣到多田骏，莫不如此。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土肥原顺着多田骏的那条线索，发散了一下思维：四个人会推托，那么两个两个怎么样呢，而且我要让他们当着对方的面说。

（641）

他首先把宋哲元和商震弄到一起，希望他们能携起手来“建设新政权”。

你们一个属老西北军系统，一个属原晋绥军系列，中原大战时不就联合起来跟中央对着干了吗，现在为什么不能重续旧梦呢？

宋哲元和商震两个人，你望望我，我瞧瞧你，除了干笑还是干笑，然后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挤兑”对方了：这事干得过，你先来，然后我再上。

这二位就跟在讲中国传统相声一样，胡扯了半天，土肥原愣是一句想听的话也没能听到。

既然老西北军的没法跟原晋绥军的“合作”到一块，那把鲁军的拖过来试试怎么样呢？要知道他们以前可都是属老西北军的，“隔阂”应该少一些吧。

于是，土肥原又把宋哲元和韩复榘拉到一块，谈的内容一样，而结果竟也惊人的相似：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始终没有人肯第一个往笼子里钻。

经历过失败之后，对吾国风土人情并不生疏的土肥原忽然恍然大悟：中国人要做什么事，最喜欢“随大流”，所以“合作”这事一定要先弄一个人在前面，再让别人照着做，而且不能公开拉拢，必须私下密谋，“单个交流”。

由此，他决定通过抽丝剥茧的办法来打开“华北工作”的僵局。

具体办法是，先在宋阎韩商之外树一个典型，以这个人为“华北工作”建立基地，然后再在宋阎韩商里选一个人，把他与“典型”结合起来，最后一步才是把另外三个人包括进去。

土肥原找的这个“典型”，名叫殷汝耕。

如假包换的纯正汉奸出场了。

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老婆是日本人，家里生活也全部日化，他本人也属于典型的“哈日”一族，就是觉得日本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哪怕自己趴下身子给人家做奴才也不觉得屈才的那种。

这厮还有个理论，称得上是标准的汉奸理论。

他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岛国，你看看，这才多长时间，就成了“世界上一等强国”，而我们中国呢，说是说泱泱大国，革命也革了几十年，结果还是一团糟，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自己干是不行的，得让老外领着咱们干，而与其让英美这些白人老外领着干，又不如让“同文同种”的日本老外领着干。

干脆，让昭和天皇到北京来登基吧，这样我们不用奋斗，就直接进入了一等强国，难道不好吗。

什么，你说这是亡国论，以前蒙古人进北京，满人入关，可不都是这样的吗？（“史有前例，我岂谰言”）

当然了，殷某人在真正发迹之前，并不敢公开放出如此不要脸的谬论，只是喝酒的时候私下吹吹牛皮而已。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他在上海市政府做参事，因为日语不错，又熟悉日方情况，曾参加过战后谈判。可是仗打完了，相识的唐有壬升了外交部次长，他却还是原地踏步走——仍然是个“没什么事可参”的参事。

殷汝耕认为他有功未得赏，是国家对他不起，因此大怒，终于喊出了那句早就积压在心底的汉奸口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