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对“起事”倒是筹备已久，行动计划很是到位。他们一到丰台，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6中队队长段春泽就起身相迎，因为他们早就暗中联系好，是一伙的。

除了外合之外，北平城里还有“内应”，就是潘毓桂、张璧这些人。据说，白坚武在丰台一下火车，就是先用电话跟潘张联系的。

随后，停在丰台的2列铁甲车便转头向北平开去，并鸣炮为号（“开炮十余发”），城内外形势一时大为紧张。

这时候，由于黄郛和何应钦都不在任上，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临时打理，政整会则由王克敏暂时负责。

鲍王二人手上不直接掌握一兵一卒，又没有黄何那样的气度，听到这样的突发事件，顿时把脸都吓白了。

这时候担任北平卫戍任务是东北军。

鲍王一商量，还是得让时任北平卫戍司令的王树常出来招架。怕打电话说不清楚，两个人赶紧往王树常家里跑。偏偏王克敏视力不好，人称“王瞎子”，黑灯瞎火看不见，加上惊慌失措，竟然一头撞到门框上去，把眼睛都碰伤了。

王树常见情况紧急，赶紧宣布全城戒严，同时四面调兵救驾。

段春泽的铁甲车眼看着已经到城门口了，可是却发现开不进来。原来在得知有人要攻城的消息后，北平公丨安丨局所属的保安队就第一个出动，把铁轨给扒掉了一段。

在王树常的调遣下，除驻北平的铁甲车队、保安队出城外，驻城外的东北军缪澄流师也赶来对“正义自治军”进行截击。

所谓“正义自治军”，不过是白坚武临时拼凑出来的一帮杂碎，也就靠着段春泽的2列铁甲车壮壮胆，一看到铁甲车没法前进，四周围又全是对方的人，立时慌了神，调头就跑。

最后白坚武走脱，段春泽被抓住枪毙了。

北平虽然保住，但鲍文樾心里却仍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因为这些东北军迟早都还是要撤走的，而且就最近的事，万一白坚武再卷图重来，或者日本人直接乘虚而入，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就在他彷徨无计的时候，有军分会委员身份的萧振瀛主动找上门来表示：如果需要防守力量的话，我们29军愿当此任。

鲍文樾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29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萧振瀛得到鲍文樾的点头同意后，立即打电话通知29军军部。宋哲元也感到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便在第一时间把冯治安师派了过去。

随后，29军进入北平，正好填充了中央军和东北军撤走后留下的力量真空。

京津两地由是人心大定。

（637）

29军的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本来他们以为北平没有了中国军队的驻扎，自己在华北的舞台上从此可以恣意妄为了，没有想到会生生地闯出一个硬派小生出来。

由于全无准备，他们一时又找不出什么借口阻止29军，不让后者进华北，于是“华北工作”只能“吱”地一声来了个急刹车。

从日本军部当时的心态上来看，除了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外，并不完全排斥地方军队占据华北，关键就看这个地方军头能不能被他们所控制和利用，以帮助其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对宋哲元，日本参谋本部的评价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人是老西北军的，应该属于反蒋系统，不过，他在长城抗战以及主政察哈尔时期的态度又表明，他实际上并不完全顺从于我，因此可能同时是一个反日人物。

反蒋，自然是好的。可是他也反日，那可怎么办呢？

结论是不要紧。

因为我们日本太强大了，以后还会越来越强，宋某在反蒋方面一定会感到“寂寞”的，这时候他要想称雄一方的话，就不得不投靠我们了（“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

“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可见，宋哲元是完全可以“改造”过来的。

正是鉴于这一认识，日本人对29军“贸然”进入北平的行动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威胁动作。

29军这回名利双收，算是立了一功。

不过宋哲元本人很清楚，军队尤其是地方军队的动向，老蒋是最在意的。他虽然人在西南，你可不能当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宋哲元既然据有了北平，自然也希望老蒋能给个正式的“说法”。

听到29军进入北平的消息，老蒋既喜且忧。

此前他的义兄黄郛已向他建议：对日政策必须改变，打仗看来是真的避免不了了，我们内部要加快作战准备。

黄郛在对日思路上一贯是沉得住气的，他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如此激烈，显然与日本变本加厉，接连在北方挑起事端有关。

日人梨本佑平，出身于新闻记者，这个人的思想倾向是偏左翼的，也就是说有时是肯帮着我们讲讲话的。他说当年黄郛曾经当着他的面流过泪——

你知道你们的酒井隆和高桥坦是多么野蛮吗，他们拿着刀对准我们的何应钦将军，让后者答应他们的苛刻条件。

中国将军也重体面，要礼仪，宁受其辱？！

黄郛的话，再次震憾了老蒋。

备战这个事，其实老蒋早就在做了，可以从2年前的长城抗战算起。

“一二八”淞沪会战后虽然已有所准备，但当时接近平局的结果，还是使人产生了一个错觉，误以为双方的战力应在伯仲之间，即使日军战力比我们强，也强得有限。直到长城这里一开打，才知道不得了，三十万打五万，六比一，还被人家打得一个劲地往后退，两国实力之悬殊简直超乎想像。

再不好好准备，别说“雪此奇耻”了，再蒙上几个“耻”都几乎是一定的。

因此长城抗战结束后不久，老蒋就在南京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以日本为假想敌，把修筑国防工事和训练部队摆在了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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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老蒋那时候的重点还在“安内”上面，这活交给谁干呢？

人还是有的，一南一北，北边是最听话的刘峙，负责构筑黄河北岸防线，南边则是和他的义兄一样任劳任怨的“老劳模”朱培德，时任军委会参谋总长，后者负责构筑宁沪杭防线。

朱培德原属滇军系统，不算老蒋的嫡系，但他却是老蒋一生之中最信得过的人之一。老蒋曾按照自己的标准把周围的谋臣将相分了个档次，有的品德好，所谓“贤”，比如张静江，有的才气高，是为“才”，比如杨永泰。然而，能在德才兼备中位居首位的，却是朱培德。这个评价是连老蒋的义兄黄郛、军师杨永泰都及不上的，可知朱培德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朱在军中的职位和作用，实际还在何应钦之上，但却少有人知，原因就在于他除了修国防工事外，还一直默默承担着老蒋给他的另一个秘密任务——整军备战，想不低调都不行，所以“世不见其赫赫之功”。

黄郛在华北坚持了2年，朱培德就在后面整整忙了2年，但直至中央军撤出北平，这活还刚刚理出个头绪来。

老蒋很着急，他希望有人能再帮他在华北顶上一把，但同时他也深知，即使这时候黄郛能拖着病体再次北上，在无军事实力支撑的情况下，也定然是于事无补，因为日本人早已不认这个了。

万能的上帝，请给我启示，谁才是救星。

祷告完之后，他打开“上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上面写着：29军！

老蒋心中五味杂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宋哲元一直声称“拟长期休养”，不肯亲自来见，这个态度难道是偶然的吗？

只要细细一想，就知道其中大有意味。如果看不出这一点，老蒋这么多年的内战就算是白打了。

现在名为拱卫北平，最后却可能造成“南蒋北宋”，与中央并肩而立的局面。

显然，让29军掌控华北，并不是老蒋想要得到的最佳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在中央军撤离华北前后，老蒋曾让时任湖北省主席的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接洽，试图让对方确认，华北交涉也必须纳入与中央直接交涉这一轨道上来，然而事与愿违，如今华北的形势早非“河北事件”前可比，因此交涉毫无结果。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希望宋哲元能在对日问题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老蒋非常希望知道宋哲元的真实想法，也恨不得剖开肚子，让宋哲元知道一下自己的“真情实意”。

必须有人牵线搭桥。

可是上回演戏演砸了，差点把个萧振瀛也赔了进去，乃至于对方都不怎么好再来见他了。如今再依靠谁呢。

刚刚在“秦土协定”后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的秦德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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